清代后期汉族社会的宗族风俗
清代后期，由于西方文化的进入，汉族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伦理思想、伦理制度受到冲击，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的许多繁文缛节和陈规陋习得到清理，男女平等的社交思想、自由结社的社交行为，及握手、鞠躬等社交礼节、同志、同学等社交称呼逐步形成和流行，使晚清时期汉族社会的社交风俗又具有近代性的特征。
清代后期社会在社会风气方面不但因袭了前期社会趋奢求侈的俗尚，还承继了前代社会的宗族械斗、赌博成风、妓业旺兴等丑陋习俗，并流行起吸食鸦片的恶习，整个社会淫、赌、毒互相交织，组成一张罪恶的巨网，腐蚀着清代汉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又使得清代后期的社会风俗又带有腐朽性的特征。
宗族风俗
１“义门”家庭衰落，宗族制度强化
清代后期社会的宗族风俗基本上是前期的延续，“义门”式大家族家庭仍然得到朝廷的提倡，使这些大家庭仍艰难地维持着面上的荣光。如蓟州郝氏，七世同居，百多口男耕女织，读书出仕，出游不超过２０里同治《建州府志》卷十《轶事》。在以共财、同居、合灶为特点的大家庭内部，家长们依然恪守着每餐鸣钟齐集会食，“一味必共”光绪《安徽通志》卷二三五。，“一人未至，他人不敢举箸”光绪《新安县志》卷八。的古训。但由于外界社会小家庭种种好处的诱惑，似洪水般冲击着“义门”的堤岸，大家庭的分崩离析已无可挽回，分家析居者屡屡发生。故清代后期的“义门”式大家族家庭数量已远远不及前期。
在清代后期，由于社会崇尚“妻子儿女”的小家庭，“义门”式大家族家庭日趋衰落，而宗族组织反而得到强化。尤其是在南方，在有些聚族而居的村落，宗祠并非一族一座，大的宗族建有总祠、支祠，数量达数十座之多。如湖南醴陵，３０００人以上的９３个宗族共建祠堂６０３座，其中丁氏一族即建有祠堂７７座。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每至清明、冬至春秋两季合族祭祖，称族祭。族中成年男子必须参加，无故不到者罚银罚谷或罚筵席。《澄江袁氏宗谱》卷三《祠规》。祭祀前沐浴斋戒，由族长“读谱”，宣讲族规、先贤语录等。祭祀时“衣冠整肃，鼓乐具备，肴馔酒醴，皆务丰洁，族长以下第行礼”。同治《石首县志》卷三《风俗》。祭后合族聚食或颁祚，以分享祖宗福泽。祠堂同时又是宗族处理族务、执行家法的所在地，俨然如官府之衙门。
２南方宗教械斗成风
在清代后期，宗族之间械斗成风。有些地方尚斗之风甚至殃及刚出生的孩子。“乐平属江西，人皆剽悍，辄以鸡肠细故，各纠党以械斗。其俗，凡产一男子，须献铁十斤或二十斤于宗祠，为制造军械之用。戚友之与汤饼会者，亦以铁三斤投赠，以故族愈强者，则军械巨炮愈多。”徐珂：《清稗类钞》第５册，第２２０３页。有的地区“聚族而居，族与族之间，疆界划然。犯族法者逃入他姓域内，非其地主引渡，不能逮捕，若是越境捕之者，则为蔑视主权，势起重大交涉。俨若各国在中国之租界然。偶有小事龃龉，则各集百姓壮丁，各执戈矛与土炮等军器以决雌雄，名曰械斗。败者逃入他域，胜者火其庐，赤其土，枭首剖腹，陈尸以示众，以表其战胜之荣也。”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江西省》。宗族械斗的风气主要盛行与南方各省，通常是宗族势力过大，宗族与宗族之间积怨甚深造成的结果。
３聚族而居和杂族而居
从血缘关系的角度来看，清代后期社会的农村村落分为单姓村落和复姓村落。单姓村落是一村一姓，聚族而居。这类村落通常是由一位祖先辗转迁来，经过几代的繁衍发展而形成。村落所有成员都有血缘关系。如浙江奉化县的忠义乡有青湾、萧家等３３村属于单姓村落，占全乡１２４村的２６％以上。光绪《忠义乡志》卷五。在单姓村落中，往往宗族组织就代替了村落组织。复姓村落是由两姓或两姓以上家族所组成，大多以某一姓或某几姓为主。如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的故乡广东花县官禄村，聚居着洪、巫、凌、钟四姓村民。“四姓中，以族为最大。”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猛进书屋１９６２年版，第９页。全村人口共约４００人，洪氏一族多达３００人以上。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祖籍广东南海县苏村，聚居有六姓。因康有为之叔康国器曾任护理广西巡抚，康氏家族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