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为什么没能坐稳天下？背后原因是什么？

《甲申三百年祭》：祸生懈惰 逸豫亡身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其重大进步意义，这一点必须肯定，同时其失败的教训也发人深醒。明末李自成揭竿而起、严明军纪、剿兵安民，起义军席卷神州、所向披靡、攻占北京。然而，好景不长，起义军进城后骄傲自满，庞大人马在京城里沉迷享乐、军纪松弛。清兵入关后，起义军仓促应战，人心涣散、一击则溃，短短几个月就土崩瓦解。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甲申三百年祭(节选)

郭沫若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廷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260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皮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

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

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

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连载4天。

顾名思义，《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发生在三百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的一段历史。在这篇约两万字的史论文章中，郭沫若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回顾和反思了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军事胜利，却在进入北京取得政权40余天后，仓皇逃遁、一败涂地的过程和原因。

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沫若用较多笔墨刻画了李自成。在他看来，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的李自成，能揭竿而起、得人拥护、吸纳众才，历经多年征战直至攻占北京终结明王朝，绝非偶然：“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皮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他作风民主，上下平等，大的决策都和部下讨论决定。

李自成不仅自己骁勇善战，还特别注意农民军的纪律约束。他规定：“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可谓是“极端的纪律之师”。

起兵时，李自成为争取民心，提出“均田免粮”的主张。他们每到一处，都是砸官府、开粮仓，把粮食和财物分给劳动人民。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进北京时，李自成军几乎未遇抵抗，明朝官员和军队纷纷迎降。

这样一位身先士卒、深受爱戴的闯王，这样一支纪律严格的军队，为什么打了天下却没有坐稳天下，仅仅四十来天就败退出北京了呢?

郭沫若把李自成的悲剧主要归结为有胆识但缺乏远虑，进城后骄傲自满，政权缺乏监督，对手下将士中出现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现象没有加以控制，也没有办法控制。“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想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清兵入关后，起义军仓促应战。据史书记载，士兵们纷纷将“追赃”所得细软裹在腰间，有些目不识丁的造反者还四处托“先生”写信，想把手镯、戒指之类夹在信中寄回老家。身携重金之卒，上战场也必然不能舍身奋战，一旦失利又必然会携财逃走。李自成部在山海关附近遇吴三桂部和清军，一交战便大败，八旗骑兵的马蹄在大顺官兵尸体上踏过时还传来一阵阵金属撞击之声，战后也发现战死的大顺官兵身上多带有金银。

战败回京的李自成，首先匆忙入宫举行登基大典，同时声言“富贵必归故乡”。他拘集北京几千铁工把金银打成饼状装车运陕，结果这支运载大量财宝而行动迟缓的部队一再遭吴三桂部和清军追打，每仗都是一败涂地。在无心迎敌而只顾奔逃时，原想追逐富贵的许多人又动了异心，面对清朝提出归降就保官位、保财的诱惑，大顺朝的宰相牛金星和头号谋士宋献策都带头投降。大顺军攻打北京之前十几年征战的锐气，短短几个月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甲申》最后部分，郭沫若感慨：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为对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

李自成用自己的快速胜利、快速失败，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做了注解，警惕后人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立即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9年春，党中央从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路上又提起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使自身始终过硬，我们党自革命胜利之日起，就向领导干部提出3点要求：一是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二是永远不能骄傲自满、始终艰苦奋斗，三是时刻防范糖衣炮弹、永葆政治本色。这3点要求一以贯之，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