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重庆监狱里,一个被铐住的女孩血肉模糊。戴笠喊:“继续打!打到她开口为止!”然而女孩仍一语不发,只有一声又一声的鞭打声……
她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红色电台案”的女主角中共地下党员张露萍。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中学后改名余硕卿,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改名黎琳,张露萍是她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时的化名。
张露萍是四川崇庆县人,1935年秋,她考上了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当时她的好朋友叫车崇英,是当时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
两人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和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当时在车崇英的家里,每当张露萍提出一些人生困惑,车耀先总是能够耐心解答。
最初,张露萍就是从车耀先那里接受到了革命思想。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民抗战,群情高涨。
1937年12月初,在车耀先的帮助下,张露萍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并于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经过慎重考虑,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的叶剑英,临时改派张露萍去重庆建立秘密联络点,获取重要情报的同时侍机发展组织。
她的工作就是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的身份就像是我党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939年11月下旬,张露萍和张蔚林以兄妹身份搬进了重庆牛角沱的新家。
在这段深入虎穴的日子里,中共南方局为了保证张露萍的人身安全并顺利完成任务,教她如何摆脱敌人的跟踪,还教她每天怎么穿衣化妆,避免暴露身份。
之后张露萍换上浅咖色连衣裙、长筒丝袜和浅口高跟鞋,头戴法兰西绒帽,手提小皮包,打扮成当时最时髦的阔小姐,从此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国民党军统局电台工作。
就这样,在中共南方局和张露萍的带领下,潜伏在军统特支的同志们在看似平静却险象环生的环境中,随时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全力以赴为党组织搜集情报。对于军统特支地下党收集和传递的情报价值。
而且在工作中,她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秘密发展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锡珍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间,张露萍领导的“七人小组”,曾成功地传递出军统“三人小组”入陕甘宁的情报。
在获得该情报后,中国共产党南方局迅速将情报告知中共中央。于是,陕甘宁边区的保卫部门,在第一时间截获了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的军统特工。
当时,张露萍的“七人小组”中的七个人,分别在军统的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工作,所以戴笠一宣布自己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的行动情报就被迅速送到了张露萍手里。
张露萍拿到这个情报后,迅速将情报送了出去,最终导致戴笠的计划全盘落空。气急败坏的戴笠对张露萍他们起了疑心,一气之下,对军统局全局人员进行了一次普审。
凑巧的是,当时潜伏在军统电讯处工作的张蔚林出了一点意外:烧坏了无线电收发器上的三个真空管。当时真空管电子设备非常短缺,引起了肖茂如科长的注意。
肖茂如和张蔚林关系很紧张,于是,肖茂如借口张蔚林蓄意破坏,将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后来张蔚林逃走了,戴笠知道后,派人去搜查张蔚林和张露萍的住处,这下“七人小组”彻底暴露,然后戴笠并借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写道“兄病重望妹速返渝”。
张露萍接到电报后没有怀疑,以为是张蔚林召唤自己回去工作,便回到了重庆,这一回去,就落入了敌人的圈套。
张露萍就此被捕,这桩“军统电台案”轰动了军统上下,张露萍被带入监狱,受到了严刑拷打,但她什么都没有说。
最后,戴笠无可奈何,只好亲自提审张露萍,他以为这个19岁的姑娘,只要稍加用刑,就会承受不住,全部招来。然而,无论特务们用皮鞭打,用烙铁烫,用电刑椅,用死镣钉,张露萍还是一句话不说。
1945年,为了进行最后的挣扎,戴笠让手下对张露萍进行了审问,他威胁张露萍,若是不交代就杀了她。
1945年7月14日,关押张露萍的“义斋”的管理员打开牢门,对张露萍说:“‘253,你收拾一下,今天要送你到重庆去开释。”
当刑车行至距息烽县城三公里的半边街时,突然转弯,在快活岭军统特务的被服仓库前停下。最后,张露萍在被服仓库被军统特务枪杀。
就这样,在戴笠身边做了6年潜伏工作、年仅24岁的张露萍牺牲。
由于一直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解放之初,张露萍没有被追认为烈士。
直到1983年,通过四川省委有关部门、息烽县党史办公室、贵州省妇联等单位的多方协作,叶剑英、雷英夫也亲笔写了证实材料,才终于确认了张露萍等7人地下党的真实身份。
张露萍他们以沉默掩护了中共南方局的安全,并且带领军统电台小组一直严守秘密,以自己的热血书写了“绝对忠诚”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