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积家财左宗棠何等忠介？慈禧感动做一事，朝臣抨击李鸿章差太远
社稷凋敝，有力挽狂澜之功的一代中兴名臣，之所以欲用这两个字为自己盖棺定论，一方面是因为清廷有规定，一般情况下，只有被点翰林或授大学士的朝廷重臣方可获谥“文”，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因此不敢奢望身后获谥那一个“文”字；另一方面，左宗棠认为其一生的品格气节可落在一个“介”字上。
何为“介”字？
在左宗棠身上，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一身的铠甲、雄鳞，与风云处，豪情铁血，与平常时，高洁不屈。
左大帅肃清西北，强复新疆的铁血风云事，历来耳熟能详不用多谈，今天咱们单来说一说左大帅于细微处那一些高洁不屈的品格气节。
寒门难出贵子，难就难在品格气节上。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寒门子弟一发迹，即会变本加厉地补偿自己曾经遭受的寒酸屈辱，只有极少数能将昔日的贫寒化成富贵不腐的高洁品格。
左宗棠就属于这极少数中的极少数。
因为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位列封疆后，左宗棠一直坚守着一个信条——“咬得菜根，百事可作”，时刻警惕奢靡习气浸染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从而折损了寒门贵子的素节。
然而，在另一方面，因为曾经吃过深切的苦，左宗棠又比一般人更富有仁义同情心。不容自家富贵奢靡，又见不得别人受难受苦，如此一来，他就成了这样一个人，处己吝啬，待人慷慨。
不妨先来看看左宗棠处己的吝啬。
位列封疆，每年有上万两银子的俸禄，但左宗棠每年仍旧只拿出二百两银子家用，在家书中，他屡以为言，如咸丰十年十月，他写信对长子左孝威说——
“家中用度，及延师之费，每年由营中付两百金归，省啬用之，足矣。此外断不准多用，断不能多寄，致损我介节······”
仔细看这话，当时左家的几个儿子都要读书，要请私塾先生，但左宗棠坚持每年只寄两百两银子回家，对自家人实在是吝啬到了极点。
更让世人唏嘘的是，左家筠心夫人病故后，左宗棠居然写信不许发讣告，得知儿子们治丧花费过多后，他又写信严责，就怕家中已染有官气。
左宗棠六十岁时，次子左孝宽在家建屋，拟为治觞，左宗棠立刻写信回去，大加申斥说——
“······家中加盖后栋，已觉劳费，现又改作轿厅，合买地基及工料等费，又须六百余两。······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计尔到家，工已成矣。成事不说，可出此谕，与尔诸弟共读之。今年满甲之日，不准宴客开筵，亲好中有来祝者，照常款以酒面，不准下帖，至要至要！”
但对师友故旧亲戚邻里这一些外人，无论身前贫困，还是身后萧条，左宗棠无不或给以赡养，或资其丧葬，少则赠给十金百金，多则千金数千金。
对于左宗棠的这种做派，曾国藩曾感慨地评价他说：“（左宗棠认为）凡人须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
因为有这样朴素且深刻的认识，左宗棠一生为官，终了只给每个儿子留下了五千两银子，且看他给长子左孝威的家书中是怎么说的——
“我家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许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曹宜早自为谋。大约廉余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曹，已与勋、同言之，每分不过五千两也。”
左宗棠很坦荡，且不沽名钓誉，在他那里，不给儿孙留下基本生活的钱财，实属不仁，但也没必要多留，一儿留五千两，足够过十年日月，要想有所富贵，自己努力谋求去。
一儿只留五千两遗产，不仅后世赞叹，当时也让世人很是感佩。有人统计调查，同治中兴将帅财产，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身后各有田地一千亩，其房屋则曾国藩所有，价值十万两，曾国荃所有，价值十万两强。李鸿章就厉害了，遗产约一千万两。就连一些属将，如郭松林等人，所留遗产动辄也有上百万两。而左宗棠所留下的柳庄田与老屋，都是家中的老产，全不是当官后购置的，也就是说，除了给每个儿子留下五千两银子，左宗棠几乎什么也没有再留下。
有人可能会问，清廷封疆大吏的养廉银子是很高的，左宗棠一年几万两银子究竟都花到哪里去了？
在此处，另几个中兴名臣都无法跟左宗棠比。时人评价左宗棠说，其人正面为介，反面为不贪，且不第对于非义之财，一介不取。最可贵的是，即便是应得之财，他亦不欲厚自封殖。
一开始，无人敢相信这一点，包括他的家人。
筠心夫人得知左宗棠一年俸禄有几万两银子，而家用才两百两后，曾问过左宗棠，你的俸禄都到哪里去了？
左宗棠说，社稷艰难，都拿出来补贴国用了。
李鸿章为与左宗棠争夺权势，也曾暗中指示人弹劾左宗棠，诬告他从胡雪岩那里收取了大量贿赂。慈禧当时正全力支持左宗棠西北用兵，朝廷财力均倾斜在左宗棠那里，听到此说，不由地警惕担心起来，于是派人去西北查。
结果怎样呢？
朝廷既尴尬又震惊，因为查到最后，已不是左宗棠贪没贪的问题，而是朝廷欠了左宗棠多少的问题。
慈禧深为所动，最终下了一道懿旨，十年之内不准弹劾左宗棠！
这是一份信任，更是一份钦佩。
真正的高尚与伟大，有时候是深藏在不为人知的悲苦中的。
左宗棠死后，眼见李鸿章、岑毓英子侄有捐保取巧之污行，朝臣安维峻就曾以左宗棠身后的悲苦来奏参这两位污浊重臣。
他说，大学士左宗棠，其功业倍于岑毓英，名望也高于李鸿章，当其病故也，朝廷赐恤之典，不为不优，但谁人真正看到了左宗棠平生清白传家。
在陕甘总督任内，左宗棠督办军务，虽用数千万之饷，却无丝毫染指，廉俸所入，则又随手散用，故没世未几，家遂困穷。
左宗棠嫡长孙左念谦，由世袭侯爵，官通政使司副使，前年病故都门，竟然贫困到不能收殓，最后还是同乡京官徐树铭、龙湛霖为之告帮，左家嫡长孙才归葬湘阴。
近来，左宗棠之子左孝宽、左孝勋，俱死，只余举人左孝同一人。至其庶子，尚不乏人。你们可否清楚，到今日，左宗棠子孙已无服官者。
假如他像李鸿章那样，不说其他，就是拿出生前所得的廉俸，为其子孙捐官，固自易易，又假使他能假手于人，为子孙保举，左家子孙何至于如此衰微！
仅此一点，孰清孰浊，谁公谁私，自有不容掩者——
这一说法，让许多人不由地想起了昔日左宗棠挥师大漠，抬棺出塞的忠勇悲壮。
无高洁，便无忠勇。
无介节，便难磊落。
说到这尾声处，不由地又想到了左宗棠发迹前的耿介一幕，一切或许只因他有脊梁傲骨。
咸丰九年，左宗棠因樊燮参案被牵连，他原本想北上，却治装无资，正值忧谗畏讥之时，亲友馈赠了他一些盘缠，但左宗棠没要，而是独自去向一位李姓人家借贷了三百两银子。
二十二年后，左宗棠回乡，当初的李姓借银人已卒，左宗棠先祭拜其墓，后还银于其家。
他对那人家说，当初一恩，成我介名，成我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