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安史之乱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杨贵妃”因素？
那么，这场政事剧变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跟杨贵妃有关么？古往今来许多历史评论家议论纷纷的杨贵妃，在这一事件中又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杨贵妃因素”能占到多少？
“红颜”误国——导火索
自古“红颜祸水”这一说法影响颇深，似乎很多王朝的覆灭都与某个女人脱不了干系，例如夏代的妺喜、殷商的妲己、周朝的褒姒，甚至还有西汉的吕雉吕太后这类真正的狠角色，都被史书载为亡国易代的祸源，而杨玉环也正是其中之一。
清代洪昇的名剧《长生殿》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烽火狼烟的安史之乱社会大环境下、李杨二人的臻璞爱情，抒写与歌颂出这种超越时间空间和残忍现实“死恋”的纯贞与热烈，体现了作者在当时较为进步的妇女观和爱情观。
长生殿（昆剧）中的杨贵妃形象
但从中我们仍旧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另外一个（也许是最主要的）意图，还是从侧面突出地揭露与批判最高统治者李隆基的好色误国。
通常在现代史学研究过程中，我们排斥这种将国家的兴亡推卸责任到所谓的“祸水”之上，但实际上在安史之乱的形成各阶段，杨贵妃的确担任着不容忽视的角色。
杨贵妃天性爱慕虚荣，又是大族出身，自然养得一副娇生惯养的小气性子。根据《新唐书·李贵妃传》记载：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杨玉环素来喜啖荔枝，恰巧又遇上了李隆基这个“宠妻狂魔”，不惜大耗民力财力新辟千里贡道；每到荔枝成熟的时节，又得遣派专人快马辗转，从岭南运至华清宫（这种说法存疑，联系时代背景进贡荔枝主要产地应是四川、福建等地）。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博佳人欢喜，李隆基在做个理智英明的君主与好男人这一抉择中选了后者，写出《过华清宫》的杜牧对此也不知是嘲讽还是嗟吁呢？
然而玄宗的荒唐远不止这点，杨氏姐妹的败家本领也委实是层出不穷。女子天性爱美，喜欢漂亮的衣着打扮，更何况杨玉环这种霸尽君心的伶俐可人。为了讨佳人欢心，玄宗专门从各地召来能工巧匠七百余人替贵妃裁制衣裳，甚至还单独设出一个机构，将国家大量的财政预算投入进去。杨氏宗亲仗着恩宠，整日声色犬马，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每年光是脂粉钱都得花去上百万。
“春寒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骊宫自古便是帝王之家游幸的别宫，天宝六载，唐玄宗倾费民脂民膏对之重新修葺扩建，更名为华清宫。每年十月，李杨二人携袂到此，大啖荔枝珍果，终日缠绵荒废朝政，以至于对朝堂上的风起云涌半点没有察觉，大唐之势在歌舞升平的日夜里，已经悄然变得岌岌可危了。
华清池
政坛诡谲，暗潮汹涌
我们都知道，唐玄宗其实并不缺乏担任明君的能力。他生性英明果断、多才多艺，在位期间注意拨乱反正，积极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开创了强盛的开元盛世局面。那么这样空前繁荣的太平盛世，这样人才济济、清廉有为的吏治体系，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颓的呢？
这一切都得从李林甫此人说起。李林甫是皇室宗亲，是李渊一切都得从李林甫此人说起。李林甫是皇室宗亲，是李渊叔伯兄弟李叔良的曾孙，他并无才能，擅长音律，唯独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勾结内外权人，凭借口蜜腹剑的本领不断上位，逐渐跻身最高统治阶层的要位。
此獠为人刻薄阴险，对于才高权重深得帝心的大臣，由于担心会威胁到自己的大权独揽，都想要除之而后快，贤相张九龄这种“天下文宗”的大才自然也在其列。张宰相的好友严挺之一女婿遭人陷构，下狱问罪，挺之帮助保释下了他。李林甫于是奏禀唐玄宗，诬告说严挺之私通他的前妻，玄宗一怒之下将其罢免。张九龄为好友辩解，李林甫趁机又奏张九龄与挺之勾结同党，于是张九龄的宰相职位也终究被罢免。李林甫乘势上位，取而代之，从此坐上宰相的第一把交椅，嚣狂之焰更加锐不可当。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蒙蔽玄宗的耳目，编造出野无遗贤的假象，整个朝廷陷入唯李是从的黑暗混沌之中。
正当李林甫权势一时无两炙手可热之时，一场混乱的政坛风波开始逐渐显露出它的獠牙来。前文提到，贵妃得宠之后可谓是满门富贵，他的族兄杨国忠也借此上位。当李林甫发现，这个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越来越对他产生威胁之时，杨氏集团在政治上的崛起已经无法遏制了。李林甫曾经设计想要把杨国忠逐出中央政权体系，可惜此时的唐玄宗早被杨玉环的美色俘获，费尽心思，想要通过提拔杨国忠为相来讨好贵妃，李的阴谋自然就不可能获得他所预期的结果，最后反倒落得个受玄宗疏远的结局。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九年里，阻塞言路、排挤贤才，导致朝中纲纪紊乱；他还提议重用胡将，使得安禄山做大。在杨国忠的陷害下，他死后受到贬谪，以削官改葬抄家的悲惨下场作为他一生的终结，倒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值得注意的是，杨国忠虽说是凭借贵妃的恩荫粉墨登场，但实则也绝非易于之辈，不论是缜密谋算破解李林甫的排除异己之计，抑或是后来的与安禄山斗智斗勇，都体现了他老狐狸般的狡诈心智。大唐再怎么盛世安平，经历这样两个专权误国的佞臣先后摧残，终归是难逃一个倾覆的下场。
体制纰漏，群藩环觑
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到决定作用，我们不难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唐王朝的日趋衰败是必然的。
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虽然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且一度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但也正因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过程，北魏以来长期施行的均田制逐渐受到破坏，以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落为流民。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来源于自给自足的小农体系生产成果，而农民对土地的脱离、以及地主土地的过于集中所导致的大量生产资料浪费，都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结构，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前文所提及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与奢靡，所引发的繁杂徭役和沉重捐税也极大地加剧了人民的生活负担，社会经济不断走下坡路，从而带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巨变。
受到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的影响，从唐玄宗起，军事上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因此产生了一个在唐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体系中，可谓是bug的地方官职——节度使。
据《新唐书 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起初，这最多不过是类似于驻扎边域藩镇掌握一定军权的将领，后来出于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加之唐玄宗激勇好战的性格，受到了许多贪功求官的边疆将士怂恿的影响，毅然打破了与周边吐蕃、南诏等邻国的安宁和睦关系。从天宝中开始，唐政府出于对周围诸国战事和拓展版图的考虑，将一道置“节度使与采访使”各“一人”的体制，改为由藩镇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节度使逐渐发展成为总揽地方军事、财政、行政大权的关要权职，甚至还有兼领数道的节度使，在地方上堪称土皇帝，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皇室隐忧，对中央集权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正因为朝廷缺乏对地方的检察权和控制力，才会导致安禄山在这种国势衰微、朝堂青黄不接的关键之际恶从胆生，大肆拉拢朝廷内外，勾结后宫。
如野史中记载的已经身为贵妃的杨玉环与之母子相称、还为安禄山沐浴接风之事，便足可见安禄山路人皆知的不轨之心了。
自西晋五胡乱华以后，河北中原一带便留滞了大量的胡人，西晋五胡乱华以后，河北中原一带便留滞了大量的胡人，直到隋唐时期，这片区域仍是汉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多民族杂居的状况。
李林甫任宰相时为保证他的权势，杜绝边将入相之路，向唐玄宗奏告称胡人天性忠勇，淳朴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作为镇边掌军的节度使，随后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却得以取得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大权，为他后来的起事提供良机。他与同党巧妙地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积怨已久的反抗情绪，以及周遭各国由于长期受到战事压迫威胁、爆发出的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开始向摇摇欲坠的大唐探出爪牙。
可惜的是，当他的这一切阴谋逐渐显露的时候，仍旧终日卧在红粉佳人怀里、沉迷于对太平盛世的侥幸和幻想中的李隆基，已经没有心思去思索、也没有能力再去扼制安禄山的那些极度危险的小动作了——甚至直到接到奏告安禄山造反数月以后，老迈昏庸的唐皇才终于相信其的确率兵起事了。
这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大换血，便在这种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环境下，残忍而急促地拉开了帷幕。
结语：
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安史之乱既是蓄谋已久、且必然发生的一场社会大灾难和经济大衰退，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专制政体下封建吏治的种种固有弊端，为中唐以后的政事改革和中兴做下铺垫。
安史之乱的产生与发展显然受到了政治、经济以及玄宗自身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无论是选贤举能上的失误、还是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始终存在的缺陷，抑或是最高统治者毕竟难以长久地保持励精图治的能力，都对大唐走向中衰产生着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
我们在今天重新回顾这些历史，既不能过于片面地去认定大唐盛世的由盛而衰是由杨玉环一手所造成，也没有理由一昧地为杨贵妃干涉朝政的现实洗白，红颜未必就是祸水，但的确有可能会对国家的兴亡起到关键的作用，还是应该拿出具体史证辩证地来看待。
参考文献：《新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横排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