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削藩的不仅仅是朱棣和朱允炆，这是历时五代的漫长之旅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明太祖实录·卷五一》
皇朝很快就品尝了“封藩”的恶果。太祖刚驾崩，继任的建文帝就对众藩王举起了刀 – 削藩，燕王朱棣也因此举起反旗发动了“靖难之役”。历时四年的靖难，也将刚刚从战乱中恢复过来的北方地区再次打为齑粉（河北、山东等地均出现千里无人区），重创了皇朝。
通过“靖难”登基称帝的明成祖朱棣，不但没有在建文的基础上继续剪除剩余的藩王，反而将建文拉下马的兄弟们重新扶上了王位。不光恢复了这些藩王的身份，还恢复了他们的护卫重新给予他们兵权。
这是成祖没有看出藩王们的危害么？成祖之所以这么做首要的原因是，他必须这么做。
成祖发动靖难并获取支持的理由是 -- 建文帝被奸臣蛊惑，破坏了太祖的祖制。所以成祖如果继续效法建文去削藩，那不光是自打耳光，其他的藩王搞不好就把他的理由拿过去搞个二次“靖难”。到时候他是不是会步建文的后尘也未可知。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藩王出生的成祖非常清楚，藩王对皇朝的威胁根本就不在王府护卫上。
太祖对于藩王亲卫的配置规定是，每个王府最多可设三护卫，围子手二所（狩猎）和一个仪卫司（出行仪仗）。王府护卫在编制组成上和明朝卫所制中的“卫”是一样的，满编5600人，这么算下来一个藩王的亲卫最多也就两万人。
两万人能是多大的威胁？在大一统的情况下，皇朝和皇帝不会在意这点威胁，拥兵者也不敢凭借这点人马就和皇朝叫板。
既然没什么威胁，那么建文帝为什么那么急切地要削藩，成祖又是靠什么发动靖难并夺取天下呢？这些来源于太祖给予藩王的另一项权力 – 节制藩地士马。
太祖为了预防藩王们坐大割据，专门规定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但是太祖为了预防外姓武将们执掌兵权给皇朝带来的威胁，又规定各藩王是他们所在地明军的统帅。
而战事频发地区（例如北方与蒙元势力主要冲突区）的明军数量，多的能到十数万。朝廷和皇帝实际忌惮的是这个，只是成祖相对于建文采取了更温和也更为隐蔽地削藩手段。
首先如前文所说，成祖明面上并不削藩。
藩王们在他手里犯了事儿，成祖也是以申斥为主，之后才是部分削除护卫，很少使用削爵方式予以处罚。即便是为恶一方、屡教不改的代简王朱桂，虽然成祖削除了他的护卫，但是后来还是给他恢复了护卫。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藩王的这点护卫，成祖并不放在眼里，还不如留着维护自己恪守祖制的形象。成祖的主要精力放在割裂藩王与其它明军的联系上。
首先，建文朝被内迁的藩王不再调回边塞，成祖自己也找理由将一些藩王从边塞内迁。明面上的理由都是考虑到什么“边塞苦寒”，实际的原因是明军主力大多驻守在边塞地区。
其次，成祖将皇朝的都城迁往北京，并将整个北线沿边墙驻守的明军大量抽调至北京组成了以三大营为主体的京营。这样既大幅度减少了北线各塞王藩地的明军数量，也让皇帝和朝廷对北线塞王们在军事实力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最后，成祖拿祖制“列爵而不临民”大做文章。成祖打着防止藩王骚扰百姓的幌子严令各地藩王“王府不得朝命，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领一钱一物......”，实际上藩王虐民在永乐朝非常普遍（例如代简王朱桂），因为此令的真实目的是“不许擅役一军”，也就是剥夺了藩王们节制地方军队的权力。
经过成祖这一套隐形削藩，明朝的藩王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谋反的能力。
宣宗登基后，面对已经被“阉割”的藩王们，年轻的皇帝还是觉得不放心，他觉得王府护卫的威胁虽然小但还是威胁，需要削除。宣宗的手段差不多居于建文和成祖之间，既不隐秘但也不那么暴力。
宣宗的第一种方法是小范围地“推恩令”。这一招宣宗在秦藩身上用得最明显。
洪熙元年十月（仁宗已驾崩），秦藩富平王朱志洁上报朝廷称，自己王府中的护军缺额甚大，请朝廷予以添补。宣宗同意了，但是要求人员直接从秦藩三护卫中调拨。
宣德元年四月永兴王朱志墣称其弟即将成婚，但是朝廷还未赐宅邸及护卫、依仗御使等人员，请求朝廷解决。宣宗又同意了，但是同样要求人员直接从秦藩三护卫中调拨。
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因为朝廷不愿意出人，调拨也应该从永兴王府里调拨。秦怀王朱志均上疏朝廷辩解，宣宗反而以秦王不爱护兄弟为由把他训斥了一通：
给永兴王府镇国将军志埁从人五十人。先命于西安护卫量给。秦王奏西安护卫官军俱有池役，而永兴王府有校尉五百人，请量给与之。上曰：是秦王不爱弟也，拥三护卫不肯分，乃欲五百人中分之，何其不推恕心。命兵部于西安三护卫给之。《明宣宗实录》
宣德二年，宜川王朱志堢上奏称自己的亲卫、依仗缺额很大，请朝廷予以解决。宣宗也是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人当然还是从秦藩三护卫那里出。
秦王实际亏得不光是护军，还亏了他们的粮饷。因为相关人员从秦藩三护卫中调拨出来后，秦王就没资格指挥、使用他们。但是他们在编制上还是隶属于秦藩护卫，粮饷还是得亲王府出。
除了用“推恩令”这种钝刀子，宣宗也主动出击，各种找茬逼迫藩王们交出护卫。
宣德二年，宣宗派驸马督尉广平侯袁容至赵藩，将朝堂官员弹劾赵简王朱高燧的奏疏出示给他看。很识时务的朱高燧立即上奏朝廷，请求收回赵藩的护卫。
宣德四年，朝廷突然又开始炒永乐时期“安定王谋逆”这碗冷饭。兵部尚书张本称，虽然当年谋逆的主犯已经伏诛，但是被连坐受罚的不少人以及他们的后代现在还在秦藩护卫中任职当兵。
张本认为朝廷有必要对秦藩护卫重新展开调查，将这些不安稳因素清理出来，宣宗深以为然。消息传到秦藩，不傻的秦怀王朱志均自然也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了。随后秦怀王上疏朝廷，请求朝廷收回秦藩三护卫。
如果说朱高燧和秦藩还有谋叛的嫌疑，那么来看看蜀藩是怎么丢护卫的。
宣德五年正月，四川总兵陈怀上奏朝廷称：“蜀王府中忽举炮铳，不知何为。察之，盖四川都司私与王府者，于法当问。”宣宗下令都察院问责蜀王府长史，并逮捕把炮铳留给蜀王府巡夜的都司地方官首领，押赴北京治罪。
古代没有钟表，人们知晓时间得靠“人工报时”，明、清两朝人工报时的方式为：打更、擂鼓、放炮。蜀王自然懂得“欲加其罪，何患无辞”，他也很清楚朝廷和宣宗的真实目的。
因此蜀靖王朱友堉上疏朝廷，并没有做什么辩解，而是请求朝廷收回蜀藩护卫。宣宗许可，蜀王府放炮的事情也就此不了了之了。总而言之，当你有护卫时，不论干什么，都是罪，但是交出护卫则可既往不咎。
除了直接收回护卫外，朝廷还通过“借调”变相地“回收”护卫。正统朝开始，朝廷就经常以防寇的名义向藩王们借调护卫。虽然每次借调的规模不大（一般千人左右），而且朝廷也会还，但是藩王们的护卫在事实上被越借越少。
首先，朝廷借多久没个定数。藩王们得主动向朝廷讨要，但是非常地不好要，讨要得太频繁，朝廷一句“无事讨兵，意欲何为”麻烦就大了。因此一些护卫，“借”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其次，护卫借出去有了损失，不好补。王府护卫实际还是军卫，所以王府军卫的军籍管理权不在王府在朝廷，也就是说缺人了需要向朝廷申请补额。如果朝廷不同意，就算是实缺一万人，也一个也补不回来。你说朝廷会热心地帮助藩王们补足护卫的缺额么？
到此已经失去谋反能力的藩王们，也基本上失去了“谋反”的想法。
不过对于皇朝而言，这些都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因为太祖定的祖制还在，谁又能保证以后不会有哪个皇帝犯傻或者疏忽而把它给恢复了呢？而且从正统朝开始，藩王们也开始打着祖制的旗号向朝廷申请添补护卫了。
这倒不是藩王们想聚兵欺负年少的英宗，是因为土地。之前解释过王府护卫实际上也是明朝卫所制里的军卫，因此王府护卫和其它军卫一样有屯田（一般一丁派田五十亩）。这些屯田对于各藩王们来说也是笔不小的收入来源。
这个问题最后被明宪宗给解决了。
成化三年，宪宗的弟弟德王就藩时，朝廷准备的护卫为“校尉六百名，军士一千名，随侍军士（保镖）一百人”，随后宪宗以敕令(“一应事悉视德王例行”)的形式将这个标准定为了日后藩王护卫的新标准。此后亲王就藩，护卫数量都是参照这个标准可少不可多，至此明朝的削藩也算是正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