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了预防新政改革，人亡政息，奏请万历皇帝重修《大明会典》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由明代官府修撰的《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法律典籍汇编而成的《大明会典》正式予以颁行，这不仅标志着作为明代基本法的律、例和会典，均在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成熟和定型，而且，展现出明代法制的完备体系和终极样貌，成为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巅峰和终点，所以，万历十五年在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具有极不寻常的法治史意义。智者千虑，终有一失。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那部影响甚巨的《万历十五年》中，除了记述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几个当朝关键人物外，并未从法律上阐释和强调这一年的特殊性。
我国封建社会从宋代开始，开国之君非常注重“祖宗之法”的庄重与神圣，励言强调继位之君须继承沿袭先王的律典，这是对“祖制”的恪守、尊奉和效法。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不久，即要求子孙对“祖法”应“谨当遵承、不敢逾越。”明太祖朱元璋则将“祖法”看得更重。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四月，“诏中书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五月书成。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朱元璋多次亲自修订《祖训录》，《祖训录》被明代嗣君奉为“祖宗成法”。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亲手御制《大明律》后，明确提出群臣子孙不得随意更改，否则即以“变乱祖制”加以惩处。但顺时应变的朱元璋认为，“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尔，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律久矣，何用更定？”其意是指，后代君王可以用汇编条例的形式因时调整修补，这无疑为后来制定律例留下了法定空间。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问刑条例》正式颁布，这是明太祖《大诰》的升级版，它将众多典型案例加以梳理提炼，变成更具稳定性的例，这是对宋元两朝做法的借鉴和创新。从弘治五年（公元1482年）到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刑部诸多官员不断上疏，建议在保留太祖《大诰》所定基调外，重新修例，且用例不用律。后由刑部尚书白昂主持删定的《问刑条例》施行长达五十年之久。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刑部尚书喻茂坚再次请求修例，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刑部尚书舒化也主张重修《问刑条例》，恰在此时，礼部续修《大明会典》，要求各部需将历年来制定的条例整理后，送馆备用，舒化执掌的刑部，便借机编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与刑名相关者的事例，于万历十三年上奏，且完成“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大明律附例》，一直到明末未做修改。由此，明代自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择《大诰》要略附于律后，明初期形成的“律诰合编”的法典编撰体例便演化为“律例合编”。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张居正为了预防新政改革“人亡政息”，奏请万历皇帝重修《大明会典》，并亲自担任总裁，遗憾的是，他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去世，这就是《万历十五年》一书第三章所写的“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去世后，新政的反对者们大举反攻清算，万历皇帝除了叫停包括“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等在内的所有新政举措，命右谕德赵志皋、洗马赵用贤、编修杨起元、王廷撰重修《大明会典》，由时任首辅申时行领衔审查，经过两年严格审读后，于万历十五年正月进呈皇帝。自万历《大明会典》以后，明代法典再也没有修订。《大明会典》得以在万历朝最终修成，如果从朱元璋对后世子孙的要求来看，可以被看做万历皇帝的职责分内之事。
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里，律法本身就是将道德与技术合二为一的文化结晶，而且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接任张居正的首辅申时行，更是一位碌碌无为的纯技术官员，他通过安排众多技术型干部，来维持统治机器的运转，特别是让其重新组织人员编纂《大明会典》，这样，既可以提升技术官员们依法治理的能力，又能够改进大明帝国在法治方面的差距，进而增强整个帝国依法治理的水平。更何况，在申时行组织修订《大明会典》的时候，万历皇帝还有重振朝纲的热情和信心，尽管后来成了“活着的祖宗”，贪恋后宫、不理朝政，但在众多高级官员的劝说鼓动下，万历皇帝还是果敢坚毅地颁布了此典，由此不难推断，万历皇帝实施《大明会典》有对道德治理进行消极抵抗的意味，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技术治理的一种萌发和觉醒。事实上，早在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大明律》就以“律例合编”形式加以颁行，这是封建社会律典体例的重大改革，后来被满清王朝律例所沿用，至于《大明会典》，也被清代稍加改造修正后纳入“五朝会典”之中，成为有清一代极为重要的一部法律典籍。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