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上流社会的酗酒风气：有人每日必醉，有人甚至被老友灌死
东晋上流社会的酗酒风气：有人每日必醉，有人甚至被老友灌死
在中国历史上，当汉族政权受到异族的侵扰时，往往会激发起异乎寻常的民族热情，涌现出一幕幕保家卫国的壮举，但东晋似乎是个例外。西晋灭亡后，南迁的士族精英人物重建起在晋偏安的统治，他们非但没有深切地反思西晋纵欲之风的危害，相反，依然因循旧习，迅速沉浸在享乐之中，当时上流社会中盛行的酗酒之风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据《晋书·元帝纪》记载，东晋开国之君司马睿嗜酒，“初镇江东，颇以酒废事”。一般的臣僚少有不饮酒的，他们“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著名的名士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尧逸常“散发裸程，闭室酣饮”,“不鲁昼夜”，时人谓为“八达”。其中毕卓是一位酗酒专家，曾任吏都郎，“常饮酒废职”，甚至趁夜盗酒，为人捆绑。他曾向人描绘他的人生理想说：“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于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鳌，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张翰也直言不讳地宣布：“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在他们的生活中，酒是一刻也不能少的。他们饮酒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东晋之初最有名的酒徒应该是“以雅望获海内盛名”的周觊。他嗜酒成癖，任职“倾以酒失，为仆射，略无醒日，时人号为‘三日仆射’。”
在北方时，他“能饮酒一石”，南渡后，找不到酒量与他相当的人同饮，十分苦恼，后巧遇一老酒友逃亡江南，甚为高兴，“乃出酒二石共饮，各大醉，及觊醒，使视客，已腐助而死，”如此的酗酒，不仅自己每日必醉，而且还喝出了人命，硬是把千辛万苦逃来的老友灌死了，这典型地反映了东晋初期上流社会疯狂的饮酒之风。他们不敢正视国破家亡这一血淋淋的现实，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心灵才能有片刻的安宁，正如顾荣所说的“惟酒可以忘忧”。
随着东晋在江南统治的稳定，上流社会的酗酒之风愈加盛行，当然，时过境迁，新一代名士的饮酒方式显得雅化了，无论是饮酒者谈心得，还是欣赏者谈观感，都带有一种雅趣。因为他们不再有如前辈那样的恐怖经历和忧虑，故他们饮酒完全是为了寻求一种莫名的享受。宰相何充“能饮酒”，当时一流的清淡家刘惔十分敬佩，常说：“见次道（充字）饮，令人欲倾家酿。”在这里，饮者与欣赏者互相配合，共同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当然也不乏狂饮之徒，如孝武布与其弟司马道子“为长夜之饮，蓬首昏目，政事多阙”；甚至还有喝出人命的，如名士王枕酒瘾特大，自称数日不醒为“上顿”，才算过瘾，他常“一饮或至三日不醒，遂以至死”，可谓死得其所。孝武帝的岳父王蕴也“素嗜酒，末年尤甚”，任会稽内史时，竟“略少醒日”。
这些名士不仅酗酒成癖，而且还把饮酒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赋以神奇的玄学哲理。王枕有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王荟则说：“酒正自引人著胜地”；孟嘉回答桓温“酒有何好，而卿嗜之”的提问时，答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所谓“引人著胜地”、所谓“酒中趣”,恐怕就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人的生理与心理发生变化，从而产生的浑然不觉、物我两忘的幻象，仿佛人返归了自然，步入奇妙的仙境。这种感觉是无可言状的，而感知水平的高下，往往能决定他在名士圈中的地位。善饮和会讲酒话在当时不仅是个爱好问题，还是所谓“名士”的一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王恭就说：“名士不必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正因为这一价值标准的影响，在当时昏酣终日并非不光彩，相反却声名远扬。“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的酒鬼阮孚曾戏弄“勤于吏事”的卞壶，说：“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在他看来，人活着不会喝酒，真是太没意思了。正因为大家都酗酒，而卞壶这少数几个人不合群，从而犯了忌讳。由此可见，当时纵酒之风弥漫到了何种程度！
为什么东晋统治集团在国破家亡、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不思进取，如此酗酒成风呢？这一恶习又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呢？正确地理解这些问题，才是我们的主旨所在。
首先，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东汉末年以来社会风尚演变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两汉时期儒家的伦理道德被统治者钦定为社会的行为规范，禁欲主义的教条严重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但随着这一道德观念对于人的感情束缚到了极端的程度，压制了人性正常表达，便必然导致悖于常理的行为。
东汉末年，随着大一统专制皇权的逐步瓦解，大一统思想专制也随之松动，各种异端思想层出不穷。那些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士人，开始着力寻找自我的人生坐标与价值，自由而真诚地表达内心的感情。他们惊讶地发现，人生原来如此短暂，并且充满着危险与忧伤。为了表达他们对礼法教条的厌烦，为了让短暂的人生充满刺激与快乐，名士社会开始有意识地纵酒，从孔融自谓“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到“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都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反映。不过，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汉末名士与“竹林七贤”的纵酒，是有内容的，带有浓郁的反礼教束缚的思想底蕴与反现实黑暗统治的政治内涵，从而有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深沉的苦闷。降至西晋，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层社会普遍耽于纵欲享乐之中，他们极力模仿汉魏名士的做派，大量地饮酒，以博放诞通达之名。此风在东晋依然盛行，甚至成为名士的标志。汉魏名士的纵酒之风演化至东晋，在形式上有过之无不及，但在精神上却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次，当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给酗酒之风的盛行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东晋时期，门阀制度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高门子弟凭依其门第就可以飞黄腾达，而无须学识的准备、治绩的考核和军功的积累，所谓“贵素仕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这种优越的政治条件，使他们不再有事业功名的冲动，不再有奋发进取的愿望，也不再有浴血捐躯的壮志，从而全心全意地追求日常生活的享乐。在经济上，他们多拥有庞大的庄园，占有大量的奴婢与隐附人口，加上为官所得的高俸与贪污的巨资，又给享乐之风的盛行准备了物质基础。于是东晋上流社会始终沉湎于享乐之中，不可自拔，而酗酒则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正因为如此，这一风气也制造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其一，它加剧了统治阶级的腐败程度。他们中的许多人身居要职，而终日昏醉，“略无醒日”者有之，“三日仆射”者有之，其行政效率可想而知。他们许多人为满足这一嗜好，不惜大肆贪污、索取贿赂，吏治十分腐败。而过度的饮酒，使他们中间的不少人身体素质下降、甚至早死，从而无心于建功立业。其二，酗酒之风的盛行造成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从而无法扩大再生产，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饮酒所费粮食之总量虽无法统计，但有一条材料可以提供一点信息。时人孔群一年所得租米“七百石林米，不足了糖粟事”。一人如此，一个社会所耗之巨简直不可想像。
而且，这一风气也严重地感染了下层社会，民间也以豪饮为高、造成世风的颓废，影响了人民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当然，如果从酿酒史和艺术史的角度看，士族人物为了相互竞争，都十分重视酿酒技术的提高与改进，从用水、着料、配方等都有讲究，这在中国酒文化史上有一定的意义。另外，在东晋酒与士族人物的其它爱好，如书法、围棋、诗歌创作、绘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艺术史上也是可深入研究的。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人们对这一风气基本的认识与评价，因为它在本质反映了东晋上流社会偏安一隅、消极颓废、耽于享乐的特点，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是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