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朱棣与明代“福尔摩斯”之死
一、“人呼为冷面寒铁”
《明史》中的“周新传”与所有正史中的人物传记一样，多录朝廷大事而少记民生细故，虽然也提到周新“授大理寺评事，以善决狱称”，但怎么个“善决狱”，却是语焉不详。欲求真相，只能从明人笔记中寻觅，这方面录之最详的当属明代学者黄瑜的《双槐岁钞》。
《双槐岁钞》
黄瑜之所以在《双槐岁钞》中以浓墨重笔叙周新事，原因之一是周新和他同乡，都是广东人。周新本名叫周志新，洪武年间入太学，先任大理评事，靖难之役后，他受到朱棣的赏识，改任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要，人呼为冷面寒铁”。朱棣夺权成功后，非常重视吏治。永乐元年，屠戮建文旧臣的腥风血雨还未消散，朱棣就开始鼓励臣下直言不讳，敢于指出朝廷施政中的疏漏。《太宗实录》记载了一段他对臣下说的话：“朕以一人之智，处万机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所行有未合理，尔当直谏，慎勿有所顾避。”正是这样清醒的自我认识，使得他对周志新这样的“冷面寒铁”不仅包容，而且欣赏，直接叫他“周新”，以示亲昵。
永乐元年，周新任福建巡按，发现当地的武官（卫所）对文官（府官）非常不礼貌、不尊重，动辄羞辱谩骂，如果在中途遇到，文官没有下马，武官甚至直接拿马鞭抽文官的仆隶；而卫所的公务需要文官办理时，“稍不从，即呵责吏典”。长此以往，有武官凌驾文官之上的危险，这对国家稳定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因此周新上奏：“请自今府卫相见，行平礼，遇诸途，则分道而行。所有公务，不许径行府县，有司官吏，毋得凌辱。”特别是“圣节正旦冬至”，武官必须“悉于府治行礼，开读诏书，虽边海卫所，亦从布政司差人，都司毋与。”这对靖难之变后仗着立功而权势愈大的武官集团，无疑形成了一种节制，得到了朱棣的认可和批准。
永乐二年，周新巡按北京。当时朝廷为了拓荒需要，制定了凡是在京吏民有犯罪当流徙者，“免罪，就发北京民稀处种田”的政策。这本来是一条善政，但是北京地方官员必须详拟文书送往时为国都的南京审批，路途遥远加上官吏拖沓，一来一回往复数月，那些当流徙的罪犯很多就死在狱中了。周新为此上奏，希望今后北京流徙的罪犯就由本地官员处理，就地发田耕种，不要再进行繁琐的公文审批，这样，“则下无淹滞之患，上不负宽恤之恩矣”。朱棣看到后下给都察院谕旨曰“御史言是也”——这条政策不仅活命多人，而且对北京的开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也许正是因为尽职尽责，造福百姓，一向在提拔人才上不拘一格的朱棣对周新给予了“火箭式上升”。永乐三年，周新升云南按察使，也正是从此，他开始以“福尔摩斯”的形象出现，通过细致观察和逻辑推理侦破了一系列奇案。
朱棣
二、“冷面寒公来，吾无患矣”
周新到任云南后侦破的第一个案子，在《双槐岁钞》和张岱的《西湖梦寻》中都有记载（但《西湖梦寻》中记载此案为周新调任浙江后所办，今采《双槐岁钞》说），结合这两部笔记，案情的还原大致如下：
周新在路上发现“蝇蚋迎马而聚”，他觉得奇怪，便循着蝇蚋飞来的方向搜寻，在密林中发现一具死尸，并在死者的身上搜寻到一把钥匙和一枚印章。周新仔细查验印章，发现它是专门用于戳盖在布匹上做标识的，便让下属到附近市场上，把每家卖的布匹都买回一些来，对比其印戳，“与识同者皆留之”，在其中细细审查，终于找到杀人劫布的强盗，“悉以其赃召给布商家”。
永乐六年三月，周新调任浙江。有一天他正在办公，忽然一阵旋风将一片模样奇异的叶子吹到了他的面前，他问左右，这样的叶子是哪种树上才有？下属们告诉他城中并没有这样的树木，只有出城很远的一座寺庙里才有。周新醒悟道：“此必寺内僧人杀人，埋于树下，而冤魂以此叶向我鸣冤也！”他立刻命人去那座寺庙里挖掘树下，“得妇人尸”，奸杀妇人的和尚当即认罪伏法，“人称为神明”——这个故事当然还是传统套路，先破案再编造“神迹”以让坏人心生敬畏，不敢为恶。而之后的巨商失银案则反映出周新的推理能力。
一个巨商在外地做生意，很久才带着银两回家。半路上，眼看夕阳西下，恐怕遇到贼盗，便“潜置金丛祠石罅中”。第二天去挖的时候，却分文不见了！巨商无奈之下，只好报官。周新问他对谁讲过，他说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但妻子并没有跟其他人讲。周新当即命人将其妻抓来，也不问银两的去处，劈头就让她说出自己的奸夫是谁！满公堂的人都愣住了。巨商之妻抵不过，只得承认自己在丈夫外出期间确实与人勾搭成奸，昨晚两人正在行好事，丈夫突然回来，她便让奸夫躲至床下，今早一看他已经趁夜溜走了。周新遣人将奸夫抓到，一审便知，此人在床下偷听巨商夫妻对话，说了藏银地点，所以溜走后直接挖银去了……当大家都惊叹周新料事如神时，他说：“夫妻在房间里说的话，怎么会被别人偷听，此必床下有人，而巨商长年在外，可想而知，床下者必其妻外遇也。”
明代政治家、学者叶盛在《水东日记》里载，一天，有二人争一把雨伞，争得非常激烈，一直闹到周新面前打官司，甲说：“伞是我的！”乙也说：“伞是我的！”周新反复询问他们伞上有什么记号，甲乙二人“所言记验皆同”。周新于是下令把伞一剖两半，让二人“各持其半去”，然后偷偷派人跟踪在他们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甲对乙说：“我本来希望半价买你的雨伞，你却不肯让步，现在一文钱都挣不到了。”乙愤怒地说：“我的雨伞，凭什么要半价卖给你？”跟踪者立刻将甲逮捕，押回衙门问罪。
《水东日记》
正是因为周新这样的断狱才能，当时他每到一地，当地蒙冤的百姓都说：“冷面寒公来，吾无患矣。”而周新的政绩也不止于此，还在赈灾和剿匪上屡获成功：永乐十年，浙西大水，通政赵居任匿不以闻，周新上奏，户部尚书夏原吉为赵居任开解，朱棣相信周新，对浙西百姓予以赈灾；嘉兴倪三起兵造反，“党数千人，累败官军”，又是周新出谋划策，列木栅对其进行围困，最终将其平定……也正因此，周新在永乐十一年的遇害，便令人感到突然和费解。
三、“肢解其体于闹市”
尽管在《双槐岁钞》中对周新之死的全过程有比较翔实的记录，但这里还是需要对朱棣的复杂心态做一剖解。
《大明风华》热播后，很多学者都对朱棣的丰功伟绩予以肯定，但有一个是不容否定的，那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皇帝继承制度，朱棣确实“得位不正”，属于标准的篡位。可以说从他坐上皇帝宝座直到去世的那一天，内心都是忐忑不安的，《大明风华》中演他梦见父亲朱元璋活了过来，吓得魂飞魄散，虽是演绎，也在情理。为了巩固个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他就像武则天任用周兴、索元礼一样，放手让酷吏打杀异己，甚至仅仅是敢于反击这种酷吏制度的人——周新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朝廷最大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掌握在一个名叫纪刚的人的手中。据《明史》记载：纪纲为人毒辣，他“广布枚尉，日摘臣民阴事，深文诬诋”，而朱棣认为他很忠心，“亲之若肺腑”，于是他更加胆大妄为，放任手下的锦衣卫为非作歹，劫掠民财。当时锦衣卫的一个千户到浙江缉事，趁机广收贿赂。周新准备捉拿他，却走漏风声，被他跑掉了。这千户是纪纲的心腹，“诉于纲”，纪纲于是向朱棣诬告周新专擅。这时的朱棣失去了往日对周新的信任，立命将其逮捕，带到御前亲审。偏偏周新是个宁折不弯的硬骨头，见了朱棣，一句软话都没有，反而愤怒地说：“臣奉陛下诏为按察使，擒治奸恶是我的责任，如今我竟因为履行职责而被陛下下狱，死而无憾！”朱棣大怒，靖难之役养成的狂躁病和嗜血症复发，立命将周新处死。史学家谈迁所著《国榷》上记载，周新死得很惨，“肢解其体于闹市”。
执行死刑的官员回来复命时，朱棣问周新死前说了什么，监斩官说他临刑大呼：“臣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朱棣一下子醒悟过来，问旁边的侍臣：“周新是哪里人？”侍臣说是广东人，朱棣懊悔不迭：“岭外乃有此人，枉杀之矣！”
在《双槐岁钞》和《西湖梦寻》都记载了周新“冤魂再现”之事，但在表述上略有不同，耐人寻味。《双槐岁钞》说朱棣一日忽见有个穿红衣服的人站在面前，问他是谁？他说：“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刚直，命为城隍。”说完就消失不见了。接下来四个字是“天颜怃然”，表现了朱棣懊悔而羞愧的心态。但在《西湖梦寻》里，周新说的是“上帝谓臣刚直，使臣城隍浙江，为陛下治奸贪吏”，朱棣听完龙颜大悦，“遂封新为浙江都城隍，立庙吴山”。相比后一种记录的“死了也要忠”，我倒更喜欢前一种记录里的那种高傲和执拗：冤屈不需要施冤者来洗雪，在另一个世界里还有一个更公正的法庭，还每个人以公正……
《西湖梦寻》
周新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于公祠墓录》里有过一则记载，写已经做了城隍的周新变成和尚，到人间“微服私访”，遇到一个骑着竹马的俊美少年，便和他对对子。周新摸着孩子头顶的三根发髻说：“三丫成鼓架。”孩子直接怼了一句：“一秃似雷槌。”周新大笑，又出了一句：“红孩儿骑马过山。”孩子马上对曰：“赤帝子斩蛇当道。”周新觉得此子出口成章、器宇不凡，将来必有生就。果然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指挥了北京保卫战的民族英雄于谦。
城隍不可能下凡，周新更不可能遇到于谦，把他们二人来一次“穿越时空的偶遇”，与其说是颂扬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传承，毋宁说是在隐喻他们同样“粉身碎骨”的结局——而后者正是笔记野史的价值之所在。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