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谋”——三国时期形成三分天下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所谓地理均势，是指割据集团利用地理条件抗衡对方的一种策略。在使用戈矛甲盾作战的古代，占有险固地利形胜的一方在争雄角逐中明显地具有优势。蜀国有重山之固，吴国有长江之险，魏国据中原而地大人众，故吴蜀联合之抗魏，地理上形成均势，也带来了政治上的均势。所谓政治均势，是指群雄割据或列国纷争之间的均衡外交斗争，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集团。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国遣使庆贺，订立中分天下的盟约，三分政治均势形成。
由于以上两个均势的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才巩固下来。但这两个均势并不是平行的两个因素，而是“人谋”规划三分鼎立所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谋求地理均势，同时又谋求政治均势，而地理均势是政治均势的前提条件。所以，三国形成时期曹、孙、刘三方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都是围绕荆州的争夺而展开的。随着荆州归属的解决才形成了三分地理均势，而后出现了三分的政治均势。至此，三国鼎立的对峙，就成为了必然之势。
荆州居于四通的战略要地，其势为曹、孙、刘三家所必争。赤壁之战前，三家各有自己的打算。刘备要荆、益以成三分。孙权要进伐刘表，西图巴蜀，以长江与曹操对抗，形成南北对峙。曹操要并吞荆州，逼降孙权，统一天下。公元208年，曹操南下荆州，东进赤壁，形势逼使孙刘联盟。孙刘结盟就意味着孙权修正他的规划，走鼎足三分以观天下之变的路线。赤壁战后，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形势。这是曹操最忌的一着棋，而孙权下了这一着，使得他闻讯后大失常态，《鲁肃传》记载：
孙刘联盟是推进三国鼎立形成的最重大的事件，它改变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造成南北均衡，使得历史的进程向着“人谋”预定的三分轨道向前发展。导演孙刘联盟走向三分的是诸葛亮和鲁肃，而演出这幕历史活剧的主角却是吴主孙权，曹操则从反面起了推助作用。孙权大敌当前忍痛修正自己的规划，借荆州给刘备，这是非同寻常的抉择。孙权的抉择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豪放胸襟，比袁绍、刘备、诸葛亮的政治气度都要略高一筹，以至于竟然出曹操的意外。袁曹官渡之战前夕，刘备不待袁绍大军发动，急于袭夺徐州，过早地亮出了反曹的旗帜，遭到曹操全力进攻，使自己站不稳脚跟。反过来，袁绍不采纳田丰的计谋，不在曹操东攻刘备之时，乘机举兵攻击曹操后方，坐失良机，遭官渡败北。刘备、袁绍两人不肯互援，皆因各存私心，缺乏战略远见，低估了曹操的应变能力。他们比起孙权来要逊色得多。
建安十九年，刘备不取汉中，却东出三峡与孙权争荆州江南三郡，刘备的这一失计，既伤了同盟和气，又为日后的关羽失荆州种下祸根，表现了刘备政治气度的偏狭。相比之下，孙权却是恢宏大度而又权谋在胸。他既敢于借荆州给刘备，不怕养虎在身；而又不失良机地讨还荆州，步步进取，灵活主动。孙权先是索还南三郡，而后袭杀关羽，全据荆州，改善了吴国的地理均势，增强了吴国的力量。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孙权不惜向曹魏称臣，保证了夷陵大捷。孙权不愧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孙刘联盟，使两家的事业走向胜利与发展；反之，两家失和，曹魏渔利。孙权袭荆州杀关羽，刘备复仇败夷陵，造成蜀弱吴孤，曹魏更加强大。吴蜀重新联盟，但元气已伤，失去了取胜之势，两国北伐均告失败。但是，孙权得不到荆州，上流门户洞开，他就坐卧不宁，在同盟中只能扮演附庸的角色。所以孙权要拼全力与刘备争荆州，志在必夺，在这种形势下，刘备与诸葛亮既缺乏灵活性，又丧失警惕性，终于演出了吴蜀的悲剧。从地理形胜看，孙吴取得荆州以后，才真正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吴蜀两国才有可能结成巩固的联盟。但是蜀汉丧失了荆州，也就丧失了进入中原的前进基地；加上连吃败仗，力量削弱，又不能北据关中，刘备只能偏安于闭锁的益州，守险割据，而兴复汉室的隆中计划也就天折了。
如果说，孙刘联盟抗曹谋求犄角之势，这是人谋的直接因素；那么，政治家、军事家的筹略得失及其际遇，也是组成三国鼎立的重要原因，这是人谋的间接因素。
最早提出三分思想的是孙吴谋臣鲁肃。公元200年，鲁肃过江对孙权说：
鲁肃的规划有两个方案。
一是趁北方多务，赶在曹操南下之前进伐刘表，以长江天险，形成南北对峙，此为上策。
二是如若上策不能实现，便退而求其次。鼎足江东。
由此可见，鲁肃是一个务实派的政治家，他的规划是要依循客观形势的变化，向着可能的趋向而行动。所以当曹操南下荆州之后。他就坚决主张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修正孙吴立国的上策路线以求下策，从而与蜀汉的隆中路线相吻合，取得了赤壁之捷。
直接规划三分的是诸葛亮和鲁肃，但他们两人都只是规划了三分之形，都不守三分之势。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兴高帝之业，即统一中国，只不过诸葛亮扶的是刘备，鲁肃辅的是孙权。诸葛亮、鲁肃之谋是合吴蜀两国之力，共灭曹操。假如没有周瑜、关羽、吕蒙、陆逊打乱诸葛亮和鲁肃的谋划，三国鼎立或许不能成立。曹操不敢称帝，正是有吴蜀联盟，曹丕篡汉选择在吴蜀交恶之时，这当然不是巧合。从灭曹魏的大局来看，孙权攻荆州，刘备复仇，都是不明智的。但正由于孙刘的失计，吴蜀削弱，曹魏增强，才形成了三国鼎立。由于孙刘双方都想利用对方来增强自己，所以双方的交恶就很难避免，不达均势，则不停止。三分的均势并不是诸葛亮和鲁肃的本意。这说明，三分虽然是出自“人谋”的规划，但又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控制，而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演成的必然之势。
周瑜想阻挡这个势头，他执意要进兵西川，由于无力跨越刘备这个障碍，含恨死于巴丘，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三气周瑜，逼死这位英名盖世的江东宿将，情节是虚构的，而事情却是真实的。孙权逼鲁肃讨还荆州，鲁肃不能办，也因忧郁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周瑜死年三十六,，鲁肃死年四十六，都在风华正茂之时而陨落，这都不是偶然的。鲁肃早死，关羽骄矜。诸葛亮和鲁肃的谋划遭到破坏，是吴蜀两国的一场悲剧。由于荆州所处的要冲地位，关系着吴蜀两国霸业的成败，其势为两国所必争，这场悲剧是难以避免的。这又说明孙刘的失计带有必然性。
因此，某些由“人谋”导致的必然，例如吴蜀争夺荆州的悲剧也有可能用“人谋”来消解。假如刘备和诸葛亮，尤其是守在第一线的关羽，外交上灵活一些，吴蜀矛盾的爆发不致于如此之快，即使爆发也不致于出现那样的结局，形势发展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刘备在外交上若能做到缓吴之攻，一旦得了关中，那时吴国也许就不来索讨荆州了。这一假设有无现实性呢？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赤壁之战，孙刘并力，刘备占江南，孙权占江北。刘备借江北也是形势所致。如果孙权不借，又不能控制刘备，江北处于曹刘夹击之中也是不能守，孙权审时度势，把江北借给刘备，树曹之敌，自己却腾出手来巩固江东，进攻合肥，筑起了江北防线。然后又掉过头来争荆州，向刘备讨南三郡，以江北易江南，有分寸，有道义。不幸的是刘备和诸葛亮过于执着“人谋”预画的隆中路线，不识大体。如果刘备也像孙权一样豁达一些，能够审时度势，西取益州之后，主动退守夷陵一线，把江北还给孙权，吴蜀并力向北，刘备早得了汉中，北出秦川，孙权东攻合肥，荆湘联军指向襄阳，曹魏危矣，也许隆中路线得以完全实现。
再看曹魏方面，也有失招。公元215年，曹操取汉中。不趁吴蜀争南三郡之机进兵蜀中。此其一失。公元221年，吴蜀夷陵相攻，曹丕不与蜀国并力灭吴，此其二失。如果说赤壁之战是曹操急进而葬送了大好的统一局势；而这两次则是曹魏的迟误而丢失了可能的统一良机。曹魏谋臣刘晔是瞅准了这两次机会的,，可惜曹氏父子拒谏不纳，仿佛是天意在安排似的。其实是有原因的。赤壁之战，曹操丧胆，他兵取汉中又费了一番力气，所以不敢贸然入蜀，过分谨慎。曹丕利用吴蜀交恶，急于称帝，坐失良机。还有更深一层原因，由于三国各方人才济济，机会一闪即逝，稍一疏失，追悔莫及。正如《刘晔传》记载刘晔对曹操所说：
所以说曹操是迟误之失。曹丕思坐收渔人之利，乘吴之疲，但曹军未出，陆逊早已设防于江岸。曹丕只好临江而叹。
历史是不能用推论来改写的。上述分析并非无稽之谈，而是要从已然的历史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强调“人谋”在形成三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与经济是基础并不矛盾。曹魏统一中国，经济的因素起了最后的作用。但在形成三国鼎立这一短暂的具体历史阶段，“人谋”的因素则是最活跃最积极的。统一之后，人心安定，国家组织形成固定的格局，“人谋”的一计之得与一计之失，无关大局，因此人才必然遭受习惯力量的压制，不易脱颖而出。纷乱之世，人心浮动，各种力量组合未定，机会一瞬即逝，因此“人谋”的得失改变政局力量的对比。特别明显。在这种形势之下。各方力量。讲求实效，雄略之主，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捷足高才者有用武之地，所以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世。
三国纷争既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人谋”引导的格局。
三国鼎立的形成中“人谋”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三国鼎立的“人谋”，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三分人才均势所必然表现出的平衡运动。无论是直接规划三分的诸葛亮和鲁肃之谋，还是破坏诸葛亮和鲁肃之谋的周瑜、吕蒙、关羽、陆逊，以及曹孙刘三方决策者筹略之得与失，都不由自主地在合力地把历史推向三分，这就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必然之势。
陈寿撰《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着重记载三国形成时期的人物，可以说是生动形象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演变的主旋律，即“人谋”在形成三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三国演义》围绕诸葛亮写三分，那是艺术的集中，在体现“人谋”这一主题上是与历史事实相吻合的。《三国演义》的主题无非是说明，治国者首要是笼络人才，这是历史的教训。曹操单凭权术不能笼尽天下英雄。刘备宽仁待众，得诸葛亮大才相辅，故能屡仆屡起而终为人中龙。三家兴起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他们的用人路线实在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