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治禁止八旗圈地说起，清初一系列发展措施，为何成效不大？
禁止八旗子弟圈地顺治一再下令不允许八旗子弟圈占土地。满族是游牧民族。一度争相圈占土地。清初人关后，更是把京畿地区大量土地划分给八旗，以维护其利益。但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圈地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秩序也动荡不安。有些耕地变成牧场，致使良田荒芜，土地萧条。失去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不时起来进行反抗。而且当时的汉族地主因土地也被圈占，与清廷的关系变得紧张。
顺治四年，多尔衮曾经下令禁止圈地，大规模的圈地被停止，但仍然有零散的圈地在继续。顺治亲政后，下令户部迅速行文地方官吏，“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第二年又调，“民地被圈者，该管官即照数拨补，勿令失业。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这样一来，既稳定了民心，又扩大了耕地使用面积。
大力推行屯田垦荒政策顺治认为，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统治，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可耕地面积的多少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使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和耕种，顺治于十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政策，以扩大辖区，增加正额田赋盐科和关税。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具种子，招民开星，实行三年免税。十四年夏，他还颁布劝惩条例，作为考核和奖惩官吏的标准。
对隐匿无主荒地者，顺治采取宽大政策，下令：“有隐漏田粮以熟做荒者，许自行出首，尽有免罪，其出首地亩，即以当年起科，以前隐漏钱粮概不追究。”这一政策公布后，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为豪强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顺治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这些土地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由于连年征战，弊政累累，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加上兵饷、官俸、王禄、大工、贩济、宫费等大量开支，使国库如洗，入不敷出，财政严重困难。五大弊政的实行，使得百姓流离，田园荒芜，社会动荡，百业凋敝，经济停滞。
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的土地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增长，顺治十八年民田增至549万余顷，比10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对困敝不堪的社会经济起到了一些复苏的作用。
裁减冗员，免收赋税然而，既要改善百姓生活，又要稳定国库收入，那么仅仅调整土地政策是不够的，还要实施一些其他措施。对于朝廷内部，顺治采取的措施有减少军费、节约公费，主要是裁减冗兵、冗官、冗费及不急之需。顺治九年四月，户部上奏，建议江宁、杭州、西安、汉中驻防满洲汉军兵丁，除草料口粮照例支出，每年多支米石应裁。十一年六月，户部又上奏建议将州县官员衙役及各省兵马道之官员钱粮酌量裁减。十三年六月，顺治下旨“裁汰”各部“文职冗员"。十三年九月，议政王达成遵旨会议裁减地方存留银两。
由于清初战乱，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征粮无据，贪官污吏趁机上下其手，大肆敲诈，额外勒索，百姓苦不堪言。为了规范赋税，减轻百姓负担，顺治帝于十二年四月命户部左侍郎王弘祚编成《赋役全书》,以规范收税、降低赋税，限制苛敛。
顺治常能体会到民力艰难，他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以示不因“口腹之微”而骚扰百姓；他永免江西进贡龙碗、四川进贡扇柄等，不以皇家所需“苦累小民”;他决定修造宫殿就地取材，不再用山东临清烧造的城砖，以减轻百姓的运输之苦。
顺治还一再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另外，顺治更是一再通过亲政大典、上圣母尊号等大喜时日，颁发恩诏，大赦天下，龋免积欠钱粮和部分州县额赋，或革除某些非法科派。
顺治的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困至极的恶劣局面，但也可略苏其闲，为减轻黎民痛苦，改善艰窘处境，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起到了一定作用。
批准包衣“逃人法”，极大影响了社会稳定顺治为改革清初的弊政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很不够。譬如防止奴仆逃走的逃人法(即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对窝藏逃人之窝主的惩罪律例),在他亲政后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是不仅没有废除，反而对窝主处罚得越来越严。满洲汗、贝勒、台吉、大臣、官将及富裕之家，一向是役使包衣(亦称“庄丁")耕种己田，收取租谷租银，摊派各种差役。包衣就是奴仆，家主可以打骂、买卖、赠送和遗传与子女，但不能无故处死，可以说“满洲籍家仆资生”。由于家主的任情拷打和严重剥削，包衣无法忍受，不断地大批逃亡。
为了禁止包衣逃走，保证庄园劳动人手，维护封建庄园，顺治继承祖、父的政策，并批准设立督捕衙门；顺治十一年九月批准“逃人法”,严惩窝主，“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人官”;惩处逃人，“初逃、二逃者，鞭一百，归还本主；第三次逃者，正法。”对建议修改逃人法的汉官李祸、魏稷珀等处以革职、流放。但是，因包衣主对包衣“任情困辱，非刑拷打”，包衣仍然不断的逃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