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很多历史“小白”或者对宋史不太了解的朋友来说,这么多名人在一起打打闹闹,好像关系还不是那么融洽,简直让人看得头大,他们这些人之间到底谁更早出现,当时的地位怎么样?彼此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图片:北宋朝廷的官员们剧照
1、范仲淹是老大哥
北宋中期最早出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范仲淹,对于这个人物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代表作《岳阳楼记》可是中学必考,和他一起同朝做官的是欧阳修,不过欧阳修在他面前是妥妥的小兄弟。
范仲淹在宋仁宗时期主持“庆历新政”时欧阳修就跟着参与过,王安石和和司马光又是欧阳修的后辈小弟,都是欧阳修出面举荐给宋仁宗的。
至于苏轼,那就是这些人中年龄和资历最低的一位了,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弟弟,换个角度来看,苏轼可以看作是欧阳修的门生,因为苏轼科举的那一年,欧阳修奉旨参与了主持工作,这个关系说是师徒并不为过。
从年龄上看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欧阳修是公元1007年,司马光是公元1019年,王安石是公元1021年,苏轼是公元1037年,基本上每个人都差十几岁的样子,在封建时代这个年龄差距那是要隔出一代人的。
从历史上来看,除了苏轼在仕途上起步最晚,成就最低以外,其余几位无一例外都进入到了宋朝的权力中枢,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一度位极人臣,大家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大家,又同朝为官,交际自然是少不了的,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也不一般。
图片:司马光剧照
2、与欧阳修同官同贬
我们先从最早的范仲淹和欧阳修两人说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两句话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都熟知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上面做官的时候,要挂念民间的百姓是不是过得好,在地方担任职务的时候,要一心挂念皇上是不是能够安心,这是范仲淹的名言,也恰恰反映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中心思想。
宋仁宗这位皇帝对当时国家的冗兵、冗官、冗费额等现象十分不满,于是致力改革,当时范仲淹的职位相当于副丞相,于是被仁宗重用,担任起了改革的“急先锋”,他上疏陈述10余条方案,把当时的老牌贵族们几乎得罪了一遍。
宋朝从开国到仁宗不过经历四朝,你就敢对功勋权贵们下手,这还怎么得了?范仲淹自然而然成了旧势力攻击的目标,慢慢地仁宗无力在两大集团中周旋,采取了向旧贵族妥协的方法,这可害惨了范仲淹。
与其被人拿下不如自己主动一点,于是范仲淹主动请求出京为官,就这样“庆历新政”不足2年宣告失败。当时的欧阳修还是个谏言官,他一直跟着大哥范仲淹搞新政,受到牵连后去地方上做了个滁州知州,代表作《醉翁亭记》就是这个时候写出来的。
图片:范仲淹出京为官剧照
二、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
1、一朝的生死对头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年龄差距相对较小,也都是差不多时间中举,所以可以划为一个年代的人,两人刚刚进入仕途的时候正逢欧阳修等人搞新政,地位和认知上彼此都存在着代沟。
最开始的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感情还比较要好,彼此欣赏对方,有一次宴会时,司马光看到王安石一滴酒都不喝也不迎奉别人,就觉得王安石人品过硬,严于律己,这一点司马光十分敬佩,时间久了,两人还慢慢成为至交好友,可后来两个人为什么分道扬镳了呢?
图片:宴会上剧照
司马光是个对历史研究工作很执着的人,这种人思想上往往很是保守,喜欢因循守旧的社会制度和风尚,不喜欢在政治上搞什么改革尝试。
王安石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个典型的激进派改革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琢磨新政变法的事情,宋仁宗有了上次的失败教训,不怎么敢做了,就把王安石这一套留给后世子孙去验证,换了一位皇帝后,王安石成了宋神宗身边的大红人,成为宰相开始变法。
司马光知道后气愤的归隐了长达19年之久,王安石的变法被小伙伴出卖,最后以失败告终,紧接着继位的宋哲宗和老太后都是守旧派,于是启用了司马光,他一上台直接把昔日好友的变法方案全盘否定,直接把王安石给气死了,两人真是相爱相杀一辈子。
图片:司马光上台剧照
2、特立独行的苏轼
最后咱们看看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他是北宋中期文坛名人中唯一一个和范仲淹没有过交际的人,一是年龄、辈分差的太多,二是苏轼中举的时候,范仲淹已经去世5年了。
不过苏轼和欧阳修、王安石以及司马光之间的交际还是有的,前面说过他和欧阳修的关系,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另外,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结交过苏轼,钦佩他的风采和才华,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几个人的关系就出现了重大变化,当时欧阳修已经退休了。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进,多次上书请求皇帝慎重,王安石心烦直接让他去了外地做官,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苏轼被司马光重新任用,让他做了三品的翰林学士,这也是苏轼仕途的巅峰。
不过苏轼太有自己的想法,认为司马光在政治上过于保守,不应该把之前的新政内容全部废除,这一下就得罪了司马光,苏轼再次被贬外地做官。
图片:苏轼与王安石剧照
其实和王安石以及司马光的关系先后变化,正是苏轼一生仕途不顺的主要原因。
文章作者: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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