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朱元璋献上九字箴言，拒绝封爵换来免死铁卷，儿子却依旧被杀
这其中有战无不胜的大将军徐达，常遇春，有处理内政堪比萧何的李善长，有神机妙算，屡献妙计的刘伯温，还有一个人，尽管他的名气不如以上几位，却为朱元璋献上九字箴言，这九字箴言后来成为朱元璋平定天下的基本战略方针，这个人就是朱升。
九字箴言，大明立国之本
朱升，出生于安徽休宁，从小饱读诗书，在中得进士之后，曾经担任过池州路学正，类似于现在教育局的局长兼教师，因为当时正处于元朝末期，政治腐败，担任池州路学正期满之后就辞官而去，隐居在自己的老家开馆讲学。
1356年，朱元璋率领大军攻克南京，并将南京作为大本营向外发展。在攻打徽州之时，从大将邓愈处得知朱升此人名气很大，有大智慧，因此虚心的向朱升请教时务，朱升以九字箴言来回复，这九字箴言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字箴言最后也成了朱元璋的立国之本。
高筑墙，顾名思义就是要将自己城池的围墙建得又高又坚固，实际的含义则是要巩固自己的根据地，自己的根据地稳固之后，才有了对外扩张的资本。
广积粮，古时候强调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从中也可以看出粮草对打仗的重要性。朱元璋后来让手下大将康茂才担任都水营田使，主要负责屯田，一年以后，就收获了一万五千石的粮食。
缓称王，指的是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要延缓称王。尽管朱元璋当时拿下了南京，有了自己的大本营，但是此时朱元璋面对的外来威胁同样不少，当时与朱元璋同处长江流域的还有两股势力，分别是在苏州称王的张士诚和陈友谅的陈汉政权，朱元璋面临着张士诚和陈友谅东西夹击的危险。
在朱元璋的北面，则是与元朝军队对抗的龙凤政权，此时的朱元璋还是龙凤政权下面的官员，朱元璋不称王，就可以得到龙凤政权的保护，避免和北方的元军正面交锋，从而可以集中精力对付长江流域的另外两股力量。
得到九字箴言之后，朱元璋欣喜万分，朱升从此之后就跟随朱元璋，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朱元璋征战浙东之时，朱升向朱元璋举荐了刘伯温、叶琛等人，这些浙东名儒最后都成了朱元璋的得力干将，刘伯温更是被朱元璋比作是自己的张良。
大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升为大明王朝的礼制，政制的完善出力不少。朱升为大明王朝制定了祭祀，斋戒等礼制，封赏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刘基等开国功臣的诏书也多半由朱升所撰写。为防止后宫干政，朱升和其他名儒修撰《女诫》一书。
拒绝封爵，执意归乡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升以年老为由向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尽管朱元璋百般挽留，但是朱升心意已决，执意辞官归乡，为此甚至拒绝了朱元璋封爵的赏赐。
朱升之所以执意辞官归乡，最主要的原因是朱升已经看透了朱元璋这个人。
徽州之行之后，朱升就一直跟随者朱元璋，经过长年的相处，观察之后，朱升发现朱元璋是一个猜忌心重，薄情寡义之人，对一些有才华的儒士特别不放心。
在建立大明之前，需要这些儒士为其出谋划策，两者尚能和平相处，但是在平定天下之后，这些以前的开国功臣就免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因此，在朱元璋诛杀功臣之前，能够告老还乡，远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是一种最好的保全手段。
朱升的判断非常准确，晚年的朱元璋为了加强皇室对权力的控制，先后通过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诛杀大批功臣。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觉得丞相权力过大，为了加强皇权，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九族，此后明朝不再设置丞相，而以权力相对较小的内阁替代。
胡惟庸案发生十年之后，晚年的朱元璋觉得自己百年之后，权力过大的功臣会对自己子孙的皇权产生影响，又借铲除胡惟庸同党为由，除掉了韩国公李善长等一批开国功臣，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诛杀的人数高达三万余人。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又借凉国公蓝玉谋反为由，诛杀功臣。蓝玉案之后，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也因为遭到朱元璋猜忌，先后被朱元璋赐死。
胡蓝两案之后，大明王朝一大批开国功臣被杀，只有汤和等寥寥数人幸免于难。
朱升请辞归乡，从而避免了朱元璋日后对其的清算，但是朱升的后代却没有那样的好运。
朱升执意归乡之前，朱元璋问朱升有没有儿子可以为自己效劳，朱升老泪纵横，说自己确实有一儿名朱同，但是担心朱同会触犯刑法而宁愿其老死家中，如果朱同真触犯了刑法，请看在老臣的份上，能够赐朱同全尸，朱元璋为之动容，专门制作了免死卷赐予朱升。
在蓝玉案中，身为礼部侍郎的朱同也牵涉其中，免死卷没能保住朱升的命，朱同被赐死。
结语
朱升所提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字箴言是朱元璋的立国之本，朱升对大明王朝功不可没。相比于同时代的李善长，汪广洋等一批开国功臣来说，朱升无疑要幸运得多。
朱升能够幸免于难，与其做事谨慎，淡泊名利的性格不无关系，对朱元璋性格的了解，使朱升担忧自己终有“狡兔死，走狗烹”的一天，因此急流勇退，告老还乡。
但是朱升的儿子朱同却没有那么幸运，尽管免死铁卷在手，却依旧逃不过被赐死的结局，朱升“不得老死牖下”的忧虑最终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