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迷之自信，惨不忍睹大沽口之战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到达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共同发出照会，要求清廷派出大员谈判，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咸丰帝此时正为国内战局发愁，忙于内战没空也没心思搭理洋人的他，对此事的态度是：现在内战都没打完，哪有空理你们洋人？ 不过，英法两军之前发出的最后通牒——“后果自负”，也因为军力尚未集结完毕，尤其是内河可行驶的浅水炮艇不足，而不得不推迟行动。 见洋人迟迟未动，咸丰帝又和早先的叶名琛想到一块去了：洋人估计是外强中干，只会吓唬人，而他咸丰帝并不怕洋人。另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咸丰帝甚至为此专门指示各路已投入内战的大军一概不许御外，专注内战。在他看来，我大清不是没有能力揍你们这些洋人，只是家里有事，不打算搭理你们而已。 总之，这差不多是咸丰帝乃至当时北方官吏都认为的“真理”。直隶一省就额设4万余绿营汉兵，京城内更有11万多满汉大军，在咸丰帝想来，如此巨量的兵力配上北方最强大的大沽口炮台，这点洋人，要动手？怕是不够杀！ 大沽口位于海河的出海口，河道宽约500米，水深约5米，沿河而上行60公里便是天津，堪称天津的门户，而天津又是北京的门户，因此大沽口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且，自太平军占领江浙部分地区，切断原有漕运路线之后，江浙两省的运粮路线便改为：上海—大沽—天津。此外，大沽口一带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产盐区，而盐税对清廷来说亦是不亚于厘金和关税的重要收入。然而大沽口的重要地位，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开抵大沽口外方才被统治者重视。也是从那时起，大沽进行了彻底的大规模军事化建设。 大沽口原有2座年久失修的炮台，且河床淤宽，炮台距河面500米有余，火炮难以发挥作用。1840年10月，时任直隶总督的讷尔经额奏准重建大沽口炮台，其中在南岸新建2座，在北岸新建1座，下用条石，上用砖砌，高5米左右，宽40米左右，进深26米，呈长方形。同时，清军将旧有炮台加固修复，并新铸大量火炮，计有5000斤、7000斤铜炮各10门；次年又铸10000斤、8000斤铜炮共8门，另从直隶各处调来大量火炮充实防线。于是，南北炮台各有炮“六门至九门、十余门、二十门不等”，加上台前土坝设的火炮，共有144门大炮（都是300—10000斤的火炮），此外还有小铁炮（300斤以下）200门，用以近距离战斗。 大沽口原设有绿营一协，分左右两营，额兵1600人。经过1850年英国公使文翰北上“告御状”，1857 年俄国公使前往北京等事件后，督抚们又在大沽口增兵数百乃至上千。到英法联军陈兵大沽口外时，直隶总督谭廷襄共在大沽口地区布置士兵近万人：大沽口南岸3处炮台驻兵1000余人，另有清军1500余人被布置在后方以为后劲，指挥官为天津镇总兵达年、大沽协副将德魁；大沽口北炮台及其后路驻有清军1000余人，指挥官为直隶提督张殿元；驻守北塘的清军约有1000余人；距北炮台3公里的余家堡、距北炮台10公里的新河以及距南炮台20里的新城以南，驻扎有副都统勒敦泰、护军统领珠勒亨等人所率领的京营援军2000余人；另有本地乡绅带领的1000余名勇丁，驻守于西南的草头沽。
（上图）大沽口炮台遗址 对面英法联军的兵力，据咸丰帝看到的情报称，有夷船“四五十号、夷兵四五千人”。通过后世资料，我们可知英法联军的具体兵力为：英舰15艘，舰炮192门，士兵2054人；法舰11艘，舰炮164门，集结人数不详。 两相对比，清军除了在军队数量和炮台等硬件设施上占优以外，地势上亦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沽口外有一道拦江沙，“平水不过二尺，潮来水深丈余，涨不过时即落”。有这道“天险”在，列强的大型舰船根本无法进入大沽口，能进入的只有小型船只。在不知列强实力的清廷官员看来，这又怎能威胁到大清在北方最强大的炮台呢？ 总之，指挥着北方重兵集团，又据守清廷在北方最强大的炮台，还有主场优势的清方指挥官——直隶总督谭廷襄，在看到英法联军并没有如期行动后，比咸丰帝更看不起洋人，这要归因于北方官员对洋人了解甚少，对其战力和调动准备更是一无所知。他不停地在奏折里宣称：现在大沽口在入海口两岸，罗列了密密麻麻的枪炮不说，更有精心布置的近万兵勇，声威浩大，气壮山河。 此时的咸丰帝看到洋人并没如期动武，那份赶紧打发走洋人、专注内战的心思越发强烈。之后在谭廷襄等人奏问，倘若英、法、俄等国擅闯要如何应对的问题上，注重“天朝”威严的咸丰帝却一律指示：“不可先行用武，使有所借口也。” 对于因为英法联军推迟行动而产生蔑视心理，并在奏折中将求战之心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谭廷襄等人，咸丰帝再次发出警告：你们千万不能因为兵强马壮就擅自去打洋人，在天津主场打胜当然没问题，就怕你们打败洋人之后，他们去窜扰沿海其他地方。 可见这还没开仗，咸丰帝就已经笃定洋人必败了，甚至关注点都不是洋人战力几何，而是洋人战败扰乱其他没有牢固海防的地方会如何，其轻敌之心显露无遗。之后，咸丰帝再次于5月17日警告谭廷襄：你们不要听底下想立功的士兵们忽悠，现在打了是立功了，但后患（洋人战败后流窜骚扰其他地方）如何解决？ 显然，咸丰帝仍然同之前一样，坚信洋人必败，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清军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轻敌思想。 但咸丰帝这既不让打，又不同意英、法、俄所提条件的旨意，让谭廷襄很是为难。再三揣摩之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以大清军威，狠狠震慑英法联军。 5月17日，谭廷襄根据咸丰帝圣旨里的“示以兵威”，“传令南北各营兵勇”以及“后路健锐，火器等营”，统统集结，之后把他们拉出营房，“直至炮台，旗帜器械，鲜明整肃”。于是，擦亮兵器、打出旗帜的清守军，沿着海岸排了足足5公里！谭廷襄更是“至炮台亲自指挥，海岸十里左右，星罗棋布，军容甚盛”，企图用“军容”把英法联军吓退。 然而三天后，谭廷襄等人就见识到真正的近代化武器的威力了。 1858年5月20日上午8点，英法联军派出军官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炮台。谭廷襄对此不予理会，并向咸丰帝奏报：如果洋人来了，他就会同各员将佐、统带以及众多兵勇一起，以万全的筹备，借着坚固的炮台狠狠教训洋人一番。 10点左右，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大沽口南北两岸炮台被英法联军各派3艘蒸汽炮艇轰击，双方随即进行激烈的炮战。从未和洋人打过交道的北方清军在战斗之初表现得十分坚韧，其中一个炮位上甚至有29名炮手接连阵亡。只是双方的军事水平着实悬殊，额尔金就曾写道：“这些可怜的家伙，打得很激烈，但由于他们很少打中，不管打出的炮弹多么多，但起效的却很少。” 本就低得可怜的命中率又被落后的火炮技术进一步拖累了：清军几千斤乃至上万斤的大炮，就算打中洋人军舰，也只能打出一两个孔来，而不是如清军上下预想的那样一炮即沉。 比起英法舰船的坚固耐打，清军炮台则呈现出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大沽口北炮台的三合土顶被彻底轰烂，如同给炮台“揭盖”；南炮台的炮墙更是无一处不碎裂。要知道，在英法联军先进的火炮面前，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经过特意加强的、6尺左右厚的石墙都被击穿过，更别提此时的石墙厚度只有3尺左右。就这样，谭廷襄等人精心修建的号称“北方最强”的炮台，在英法联军面前完全处于下风。 而在双方展开炮战的同时，5艘英舰运载着登陆部队进入了大沽口内，并以火炮支援登陆作战。大沽口北岸遭到721名联军攻击，其中英军371人，法军350人；南岸则遭到457名联军攻击，其中英军289人，法军168人。 中午11点15分，北炮台已经基本被联军炮火打至瘫痪，该处指挥官游击沙春元战死。失去了主心骨的清军随即一哄而散，英军旋即占领该地。南炮台坚持至12点左右，伤亡累累的清军绿营兵率先溃散，临时征召来的民勇也随即溃败；在战线后方督战的谭廷襄等人，即使斩杀数人也没能遏制住溃败的势头。清军溃散后，该地即被联军占领，而谭廷襄则率领高级官员一窝蜂地逃往天津。炮台周围从没见过洋人的各路援军，即使有7000人之众，但在得知两岸炮台友军的下场后，也集体溃逃了。大沽口及周边地区突然成了“不设防区域”。 此次战斗，英军阵亡5人，负伤17人；法军有4名军官和数名水手阵亡，10人失踪，40人受伤，伤亡过大的原因是其占领北炮台后火药库莫名爆炸。
（上图）1858年5月20日，英军向大沽口炮台发起攻击
清军这边，尽管是以主场之利以逸待劳，但是因为落后的军事水平，伤亡却是英法联军的数倍： 满汉各营受伤军受伤兵勇：162人。 健锐、火器等营阵亡（当场阵亡）人数：10人。 督标、提标、天津镇标阵亡人数：230人。 天津练勇阵亡人数：49人。 火器营伤亡（战后伤重不治）人数：4人。 提标等营伤亡人数：9人。 阵亡军官：天津右营游击沙春元、署郑家口营游击都司陈毅等10人。 5月26日，英法联军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抵天津。4天后，四国使节共同要求清廷派出能“全权便宜行事”的大臣，前往天津进行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咸丰帝经过大沽口一战，似乎也明白了洋人比4年前同样进抵天津的另一支军队——太平天国北伐军还要难对付。心慌意乱的他赶忙派出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负责与各国谈判。
落后必然挨打 惟有自强不息
相关阅读推荐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