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宗室教育之引导
可见此时宗室授官年龄己远低于唐代，且仁宗对赵允让提出的宗子五岁授官的意见表示赞同。皇祐五年(，赵允让再次上书言及“宗室养子须五岁然后赐名授官”。由此表明仁宗在宝元二年时虽同意赵允让的意见却并未施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宗室所得官职如诸卫将军、右班殿值都是无权虚职，仅以显爵高位“以养其身而已”同时，宗室的居住、活动范围、婚姻等被严格限制。
在这种身份显贵却丧失自由的情况下，贵族化的宗室群体极易腐化。然而，宋初即不断加强宗室管理，严格控制牒谱图籍，完善宗寺、宗司制度的管理，其后在数代帝王崇文兴学政策的驱动下，宗室好学成风，“宗藩秉德之彦，卓然而在庭”。这种氛围，对神宗基础基础教育阶段的史学接受也有明显影响。
神宗作为仁宗堂兄赵允让之孙，属皇室旁支。真宗五子皆早夭，故“以绿车旌节迎养（允让）于禁中”;神宗之父英宗“四岁，仁宗养于内”,但都因在位皇帝亲嗣诞生而归邸。神宗出生于庆历八年，此时其父英宗还只是普通的宗室成员，而嘉祐八年三月仁宗驾崩，英宗于四月初一即位，神宗虽随即成为皇子且随后被封淮阳郡王，但依旧只是宗室亲王，直至英宗治平三年十二月被立为太子。此间十九年中，神宗至少有十八年只属普通宗室成员，且所接受的也应只是普通的宗室教育。
根据学界对宗室教育的界定，我们可将神宗成为皇子之前的宗室阶段所接受的教育称为宗室教育。“所谓宗室教育，是指对于皇太子之外所有的皇室宗亲子弟进行的教育活动”。据此而言，神宗在治平三年十二月被立为皇太子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都属宗室教育。
史籍中这段庆历八年至治平三年之间关于神宗受教育的记录仅在一些大臣文集中偶有所见。神宗在进封为颍王后，在辞谢皇帝与皇太后的优赏时，就多次回忆到自己“始自髫髦，粗亲简毕，闻诗礼之训”,“早从佩課，爰预执经”的诸多情形。
虽然受限于材料的稀少，目前还不太可能完整勾勒神宗早期教育的具体内容，但通过宗室教育包括的宫学培养和宗亲训诫，今人多少能获悉神宗早期接受历史教育的若干信息。
宫学培养
宋初不仅专为宗室设立了宗正寺及大宗正司作为管理机构，还根据宗室的集中居住和管理设立了专供宗室子弟接受教育的贵胄学校——宫学。
北宋的宫学初创于太宗朝，并在真宗、仁宗及英宗朝得到完善。至道元年,太宗从中书大臣之请，依唐文宗时置官之例为诸王府置教官，并以“皇侄、皇孙官是环卫”之故，将这种由太子侍读衍伸而来的王府兼职教官降格称为“教授”。至咸平初年，真宗“命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即由各王府官（翊善、记室、侍读）兼任宗子之师。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南宅”即太袓与太宗直系后裔之居所，而濮王宫正在其中。嘉祐三年,仁宗将这一制度细化并扩大其范围，他诏令凡皇室近支诸王府皆需“立小学于其宫”。由此推断，至少在神宗的年少时期已经有了成熟的宫学教育机制。神宗亦曾明确地表示自己少时曾经“从胄学之游”,“诵弦于春夏”,即接受了专为宗室贵胄所提供的教育。
首先，神宗接受宗室教育时正值宋代宫学管理及教官的选取有长足的进步。宋初三朝宗室教育管理相对粗放，由管理谱牒的宗正寺长官偶尔督导，至仁宗景祐三年特设大宗正司执“纠合族属而训之以德行、道义”之权，总宗室赏罚之事，自此出现专门的管理机构。
教官如教授、侍讲、讲书、伴读等职选拔严格，需朝臣推荐符合条件的德才兼备、品行端正、学识渊博之士，且经过考核方能入职。教官多博识有史才，以神宗幼时经历为例，庆历八年至嘉祐七年诸王府教官蔡抗、阮逸、王猎三人中，睦亲宅讲书蔡抗兼任秘阁校理,后亦兼任起居舍人及史馆修撰等史职；睦亲宅教授阮逸精通音律且擅于考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宗子的教官由国子监教官兼任。
其次，神宗接受宗室教育时正值宋代宫学对学生的入学及学业考核有严格的要求。真宗要求宗室子弟“十岁已上，并须入学”。仁宗要求更高，规定宗子八岁即须入学弋神宗年幼时亦属此列，他后来回忆“垂髦就学”即为明证。
入学之后，学生要完成课业任务并接受考核。皇帝也会不时要求教官呈递宗子功课。仁宗曾于庆历五年命睦亲宅教官“课经典文词以闻”;嘉祐三年，再次令诸教官“具所教宗子功课以闻”。且至仁宗时，宗室人数己然数倍于开国之时，对于入学及学业考核更加严格，“解试依太学例取放”。
最后，神宗接受宗室教育时，宫学的教学内容已多涉史籍。北宋诸帝极为重视引导宗室子弟在坐享富贵的同时不致生事或腐堕，因而宫学授课主要是儒家经史而少涉庶务。宋代分大学、小学，以年龄段划分，逐层深入，蒙童初入学者须学方名数目，稍长则逐日点校如《论语》《孟子》，并吟作诗对，更长者若能精明经义则教之以大经，授之以史书。英宗就曾因皇侄能精习《孝经》《论语》而嘉赏之，且以《左氏春秋》相授。史学性教材也从《千字文》及《蒙求》等浅显启蒙读物升级至成熟史籍如《春秋》《史记》《汉书》等书。
宗亲训诫
宋初独特的各宫立学式的分散教育，虽有宗正寺的督导，但因亲疏有别，学术兴趣不一。且宗室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教官数量却未随之增加。至治平元年时，宗室需进学者数百人，而教官“六员而己”其教学效率实难保障，因而皇帝及各王宫家长的权威及对待宗室子弟学习的态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皇帝的引导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宋诸帝都深知放纵宗室会至腐堕和祸乱的道理，神宗也提出“亲之欲其贵者，人之常情，爱而教以义者，古之善训。非惟劝戒之及此，实亦成败之昭然”的看法。所以皇帝十分重视宗室子弟的历史教育，以期使宗室成员通过学习古今兴亡而知富贵不易，需自律已身并与王朝同命运。皇帝清楚皇室成员生于富贵而不通世务的不足，因而会利用各种机会对宗室子弟进行劝诫和考校，并对表现突出者厚加赏赐，对表现不佳者予以惩戒。真宗甚至应宗正寺官员之请，“作《宗室座右铭》并注”以明确此种劝诫。为自身荣华计，各宫家长及子弟不得不顺应皇帝所诫，尊教重学。
其次，各王宫家长的训诫与示范是最直接的因素。“子不教，父之过”，各王宫家长的言传身教能够最直接地影响子弟的行为，神宗的学习也必定与其祖父濮王赵允让及父亲英宗的以身作则及督导紧密相关。神宗曾自言“闻教于过庭，获执经而就傅”的家庭教育经历。
赵允让曾长期担任宗正寺长官，其身负劝勉宗室之责，在他的督导下濮邸子弟大多好学成才。史载:“上建睦亲宅，命（允让）知大宗正寺。”而睦亲宅建于景祐二年，由此可知，赵允让早在景祐二年就已是宗正寺长官，随后在庆历四年改任判大宗正司，直至嘉祐四年去世，他担任宗室管理官职长达二十四年。大宗正司有“帅诸宗子勉励学业”之责，事实上赵允让忠实地履行了职责并因此留下劝学之美名。
史载：“宗子有好学，（允让）勉进之以善，若不率教，则劝戒之，至不变，始正其罪，故人莫不畏服焉。”既然身负劝勉之责，有对宗子勉之戒之的任务，对自家子弟当更为严厉。事实也的确如此，濮王宫儿孙辈多勤学、好学之人。在他的儿子中，除英宗之外，宗晟“好古学，藏书数万卷”，宗佑“克己自约，萧然若寒士，好读书，尤喜易学”；孙子当中，仲鸾喜书法“九族称贤”，仲汾“幼喜书史，一读成诵”，仲御“自幼不群，通经史”、神宗作为英宗长子，必受瞩目，也应受到濮王的严厉教导，其成长必会留下赵允让的烙印。
英宗亦是重学好学重史之人，在引导神宗的历史学习至为关键作用。英宗入宫之前一直在睦亲宅闭门读书，既有避嫌之故，亦是好学使然。
他在嘉祐七年入宫时，身无别物，唯“书数橱而已”。虽可能因曾为皇嗣之故，而特意低调，但其即位之初曾诏：“虽王子之亲，其必由学……特诏近臣，并荐能者，使成童而上，讲诵经书......其子弟不率教约，俾教授官、本位尊长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责。”
可见，他将读书视为立身之道，避祸之法。值得关注的是，英宗在其父襥王去世之后也担任大宗正一职。由此可以推断，在对待子孙的教育问题上，他必定是诫勉有加，从他即位以后曾置宗室教官并明确提出“子弟之学，非尊属勉励，则莫知劝”的观点，亲选王陶、孙思恭、韩维等人为颍王府记室、翊善等官，并“发内府之藏用”，以《陈书》及《隋书》赐颍王，以“新其闻见”等即可印证。从其子赵颢及赵親皆年幼时好学，及长而博通群书亦可间接证之。
结语
总体来说，我们虽难见神宗所接受的基础教育之全貌，但通过对熙丰之前的宋代宗室教育的梳理，不难想见，在严格的宗室管理，完整的宫学培养，长辈的时时诫训，再结合生活上的衣食无忧，丰富的私家藏书等优越条件，作为长子的神宗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必然是博览群书、广涉经史，从而完成早期的史学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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