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因天时地利人和成就霸业，晚年放纵奸佞而去世两月无人过问
但也许正是因为上述矛盾而真实的特质，齐桓公更值得我们研究；他的成与败，对我们当代人更具借鉴意义。
严格来说，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模范君王，他贪玩、嗜酒、好色，某些方面的癖好、行为极其荒唐，不仅跟上古圣君尧、舜、禹八竿子打不着，甚至连后世君主的中上标准都达不到。
但齐桓公却成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他的成功，可以归结为我们熟悉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大时代
以宗法制、分封制两大制度为支柱，依靠强大的实力为支撑，曾经的周天子是当之无愧的天下共主。
然而到了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随着周幽王被犬戎和申侯联合杀死，以及下一年周平王东迁，周王室遭受了全方位的多重打击：威信遭遇重挫，直接统治区大幅缩水，经济上依赖诸侯输血......最终反映在政治层面，就是我们熟知的“礼崩乐坏”，诸侯们开始公然僭越、对抗周天子。
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年），郑庄公在繻葛之战大败周室联军，亲征的周桓王甚至还被射中了肩膀。这起事件，不仅让郑庄公如愿成为春秋小霸，也宣告了周王室的彻底衰弱、周天子从此任诸侯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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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形势图
另一方面，随着数百年的交流与互动，周边的“狄夷”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对中原核心文明区发起了挑战。
就这样，内外双重冲击下，列国纷争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由此开启，兼并、扩张并且领导各诸侯反击外敌入侵，成为时代的客观需求，这就为诸侯争霸提供了绝佳的时机。
地利：齐国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春秋诸国中，齐国的客观优势最为突出。
它东边半边濒临大海，西边有济水、泰沂山脉阻隔，连山带水、相对独立的地理特点，在古时无异于鬼斧神工的天然屏障，使齐国具备了易守难攻的军事优势，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文化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安定条件。
同时，正是上述独特地理，让齐国“集山海之利”，资源雄厚、物产富饶，农、牧、工商业得以迅猛发展；而发达的水陆交通，则又为与各诸侯国的贸易、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环境安定、经济发达，使齐人形成了“阔达多智，民尚舒缓”的脾性，齐文化开放包容，善于吸取各家之长、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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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
由于上述优势，自西周初年姜尚被分封建国以来，齐国就天生比其它各诸侯发展得更好，它富甲一方、兵甲数万，文化方面也远超其他地区，这无疑为齐桓公的成功提供了客观条件。
人和：开放豁达、敢于放权的用人之道
如果没有管仲，齐桓公成不了春秋霸主；就如同假如没有王猛，十六国时期的苻坚统一不了北方一样。
而任用管仲，对齐桓公而言无疑是个困难的抉择。抛开管仲差点射死自己不谈，对方的身份也让自己相当为难：管仲虽为姬姓，但早已家道中落、沦落为商贾。春秋时期盛行贵族政治，能不能使用管仲、将他放在什么位置，在当时而言都不是小事。
但在危急形势下，一个人的头脑往往最为清醒，也最有魄力。齐桓公心里明白，自己能从流落他国的公子咸鱼翻身，主要得益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妥协——为了保护群体的利益，他们选择了这位势单力孤、容易掌控的公室后裔。但如果齐桓公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不发展自己的团队，搞不好就会沦为傀儡、甚至可能被摒弃。
因此，当自己的心腹鲍叔牙极力推荐管仲时，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齐桓公以宽阔的胸襟（虽然实属无奈）听取了这一建议，任用管仲这位既忠心、又有能力的人才。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正是因为管仲背后没有贵族势力的支持，在齐桓公看来才更为可靠、容易掌控。
随后面见齐桓公时，管仲提出了自己的全面称霸战略；更为关键的是，他结合自己的了解，对齐桓公提出了要求：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圣明之君，但“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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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
简而言之，齐桓公不需要多能干，只要任用贤才、别乱插手就可以了。
管仲随后被拜相，全权负责齐国政治事务。当时的齐国朝廷，甚至体现出了后世君主立宪制的影子；那时的齐桓公任用管仲，就像三国的刘禅依仗诸葛亮。
齐桓公的信任没有白费。经过综合分析，管仲实行了先发展经济、实现富国，随后改革政治、促进国强，最后施行军事改革、高超外交，全面迈上称霸之路。
经过管仲的改革，本就基础雄厚的齐国很快成了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周僖王元年（前681年），齐国首先征伐鲁国立威，随后举办了首次由诸侯主持的会盟；齐桓公被各诸侯国共推为盟主，霸主地位开始确立。
为了强化齐桓公的地位，管仲随后又提出了“尊王攘夷”为口号、而且付诸了实践。这一举措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从头到尾都显得大公无私、从没提过齐国自己要怎么样。但在实际上，它一方面“挟天子以伐四方”，使自己的称霸事业更加合法合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正统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的认可与拥护，让自己的霸主地位名副其实。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依靠放权给管仲，天资平平的齐桓公如愿成了中原第一位霸主，广受后世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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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
那么，齐桓公的霸业是怎么衰落的呢？地利是固定的，但天时、人和却此一时、彼一时。
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企业、国家而言，守成往往比创业要难：在上升期，来自竞争对手的关注、压力会更小；创业期间，由于“饼”不够大，内部的投机分子较少；最关键的是：面对内忧外患，领导者愿意、敢于放权，为了生存与发展，他能够压抑个人喜好、选择对集体最有利的用人方式与利益分配模式。
而当达到顶点、处于守成期后，上述情况则完全相反。只有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才能抵御成功带来的红利诱惑，保持头脑清醒，正确处理个人喜好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持续地亲贤臣、远小人，保持自身机制不堕落、不腐败，继续维持生命力。
正是由于这层逻辑，历史上的王朝鲜有能够长盛不衰的；甚至同一位君主，在创下盛世后也极易变为昏君（比如李隆基）。
而齐桓公的个人综合素质本就普通，高处不胜寒带来的副作用自然更为猛烈。咱们这里姑且不提他的一些失德、荒唐个人行为，在用人方面，由于环境与压力的变化，加上缺少了鲍叔牙这种靠谱亲信的推荐，齐桓公变得极为不靠谱。管仲临终前极力贬斥的四个人，随后偏偏成了被他重用的大员。
失去了最重要的“人和”，本身并无雄才的齐桓公，必然晚节难保。一代霸主刚死，五个公子就为了争权夺利、打的头破血流，他们全然不顾先君的尸体被扔在一边多达67天，也不管国家生灵涂炭；而此刻的齐国早已没了鲍叔牙、管仲那样的忠臣、能臣来匡扶社稷，霸业就此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