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为何说，宁波是他们殖民地？这要从嘉靖倭乱和双屿港说起

明朝初期中国所主导的东亚朝贡贸易体制，特别是负责对外贸易所设立的广州、泉州及宁波等三市舶司，已不能满足或应付时代的需要。葡萄牙人的冲击使政策又回到保守的朝贡体制，结果是广州市舶司无人，广州的海口贸易被漳州月港的非法贸易夺去了。

1、从月港到双屿

另一方面，在宁波的市舶司，只接待来自日本的朝贡使团，由于十年一贡以及明代防倭备倭的心态，必然对中日朝贡贸易造成影响。

至于位在泉州的福建市舶司，主要负责与琉球的朝贡贸易。事实上琉球国地少人少市场有限。琉球人是依靠与明朝的友好关系从事转口贸易活动，明代中叶以前，琉球在中国与日本及与东南亚的贸易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中介角色。

然而，琉球利用朝贡贸易作为中介商的优势，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以及中国沿海非法贸易的兴起，已被压缩。嘉靖时福建市舶提举高岐感慨的说：

“通来该国(指琉球)物产渐耗，海商不至，窘矣!”

由此可见，泉州福建市舶司的贸易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代之而起的是走私贸易基地漳州龙溪县的月港。

嘉靖二年（1523年）因为争贡事件，而引发宁波市舶司市舶业务停摆，使双屿港逐渐成为新的非法贸易中心，及至在嘉靖十九年(1540)实际已发展为国际贸易港，它不但是中日贸易的平台，也是葡萄牙展开对日贸易的中转站，而东南亚与东北亚的贸易在此有了一处不受任何政府干扰的贸易基地。

双屿港的功能主要是中国丝布等货物出口的转运中心，货源就是从浙江宁波及绍兴等内地供应商取得。走私商人通过“三板草撇脚船”，从沿海运货至双屿港。但是，由于竞争日趋激烈，从沿海到双屿港的海运危险性越来越高。

“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夷人欺其单弱，杀而夺之。接济者不敢自往，聚数舟以卫，其归也，许二辈遣倭一二十人，持刀途之。”

从嘉靖十九年(1540)起，丝货开始大宗的装上佛郎机船运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地。

王直当然是船帮中具实力的领袖之一，他在嘉靖十九年(1540)便与叶宗满等前往“广东造巨舰，将带硝黄、丝棉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五六年致富不货，夷人大信服之，称五峰船主，则又招亡命若徐海、陈东、叶明等为之将领，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之部落。”

王直在1544年与许栋合䑸后，在双屿港的地位已不容置疑。王世贞在《弇州史料》提及：“舶客许栋、王直等于双屿诸港，拥万众，地方绅士，利其互市，阴与之通。”

可见，双屿港是十分热闹繁荣的，当时李光头仍然是合䑸同盟的船主，但许栋与王直已渐成鼎足之势，拥有“万众”聚居的双屿港，稍作联想便可重建它的繁荣富足：各种大小的船只、码头、货物、忙碌的人、食肆、街道、房屋和庙宇，一幅海港小镇的图景。

至于这里面，葡萄牙人起到什么作用？

曾经到访双屿港而留下记录的是一位葡萄牙人平托，他于1537年前往印度，1542年初抵达双屿港，在那里住了五个多月。在1542年5月14日，平托前往中国内地盗墓而被明政府拘捕，并押送西北地区流放。其后，因蒙古入侵被鞑靼掳去又辗转的回到马六甲。

1554年他会经从马六甲寄信回葡萄牙，1558年结束航海生活回到祖国定居，在葡萄牙，最先引录平托对双屿港的描写是葡萄牙人索萨 ， 他在编着的《葡属亚洲》一书中转述了平托的话说：

宁波港由两个对峙的岛屿组成，相隔约两里路。到1540年或1541年，葡萄牙人已在其地建造了一千多所房屋，其中有些户房屋的价值在三四千达卡以上。这是一个大约有三千人的殖民地，其中有葡萄牙人一千二百名，其余是各国的基督教徒。葡萄牙人的贸易额达三百万葡元以上，绝大部份贸易是以来自日本的银锭来进行交换的，宁波的葡萄牙人在两年前就与日本建立重要的通商关系了。这个殖民地有它自己的政府，包括一名稽核，几名高级市政长官，一名主管死者与孤儿的官员，几名警察，一名市政厅书记员，若干名卫队督察官、赁借官，以及一个共和国所应设置的其他各级官员，有四名公证人，他们的职责是起草契约、合同等；此外还有六名负责注册事务的官员。在这些职位上工作的人，每人可得薪金三千达卡。不过，还有些职位的薪俸更高。

有所医院和一座慈善堂，每年要用三万达卡以上。仅市政厅的租金每年就要六千达卡，因此人们常说，这个殖民地是葡萄牙人在东方的所有殖民地中最富、人口也最多的殖民地。

并其范围之大，在整个亚洲无与伦比。所以，当书记员或秘书草拟公文时，他们总是写下这样的话：”吾王陛下的辉煌伟大、忠诚不渝的宁波镇。”

事实上，平托所描述的正是在双屿港所见所闻；是一个由中国非法船帮集团建构起来的贸易港口。虽然平托并没说这里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但是，他强调双屿港与葡萄牙人的贸易关系。这样再经索萨的转写及扭曲，几乎把双屿港的真实历史被遮盖，竟成葡萄牙的殖民地。

从争贡事件(1523)发生后，双屿港逐渐成为宁波的非法贸易中心。到了1540年葡萄牙人才来贸易，这时的双屿港已具有规模。葡萄牙人是加入贸易而不是主宰双屿港，当然谈不上殖民地的问题。平托到来时葡萄牙人已在双屿港贸易了二年，相信葡萄牙商人会自成聚落，从房屋做价的昂贵他们的聚落可能较小，或是房屋都由船主李光头垄断供应出租或出售。

由于双屿港被明朝官方视海寇巢穴，且从平托的记录中可知道，这里已有类似政府的组织。事实上，当朱纨巡视浙福期间，曾向朝廷报告非法海商“伙合外夷，各有封号：喇哒、伙长、谋主、总管、千户、直库、缭公、押纲等项名色。

由此看来，双屿港的李光头、许栋及王直已组织成自治体，有责任的中国官员当然不可能允许这种政治组织存在。双屿港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二月被朱纨攻下，官军占据海港后，便将双屿“贼建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遗弃大小船二十七只，俱各焚烧尽绝。

2、倭患的深层次原因

自嘉靖八年(1529)，广东已恢复海口抽分制度，以维持广州的贸易利权。当时葡萄牙人应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不过，他们可能在较远的外洋浪白澳、上川岛贸易，而广东官僚则以眼开眼闭来应付。其实葡萄牙人经常到粤、闽交界海域活动，即在南澳岛与漳州之间从事非法贸易。

从嘉靖十九年(1540)起，丝货开始大宗的装上佛郎机船运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地。由于“日本、夷商惟以银置货”，而当时中国经济正趋向货币化，赋税的征收从实物走向征银的前期阶段，银的购买力不断在上升。因此带大量白银前来贸易的葡萄牙人及日本商人极受中国人的欢迎，双屿的海上贸易活动相信是当时东亚地区最热络的港口。

自嘉靖二年争贡事件发生后，日本的朝贡贸易全面停顿，而宁波市舶中官也被撤销，非法贸易起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由市舶太监主导及包庇的传统结构性非法贸易瓦解了，随之而来是不受制约的非法贸易所呈现出来的失序现象。

1540年后，“佛郎机夷人络绎浙海，亦泊于双屿、大茅等港，以要大利东南，衅门始开矣。”而1545年“王直等往市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港，直、浙倭患始生。”可见，葡萄牙人及日本人加入浙海走私贸易后，必然掀起新一波非法贸易热。

原因之一是，葡萄牙人的贸易基本上由王室垄断，以输出白银来进行对华贸易。白银对中国商人来说，是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第二是由于日本战国时代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市场不断扩大，对于中国货物需求大量增加。

例如明朝人谢杰惊讶的说：

“倭人”衣服，彼花样不用中国段(缎)绢，但无丝则无可织，故湖丝每斤价至五六百两；髡首裸裎不耐寒，冬月非丝绵不暖，故丝绵关时每百斤价至二百两；红线用以缀盔甲或为刀带、书带，书带关时每一斤价至七十两，异哉!水银以镀铜器，时每百斤价至三百两；针关时一针价七分，尤异哉!”

我们不必通过物价图表的比较,就可看出日本市场潜在的吸引力，况且日本抽税少又喜欢”以银置货”,所以,福建人”利其值,希其抽税,故买尖底船至外海贴造,而往渡之。"

由于日本战国时代各地大名都以经济发展优先,对于中国商人到日本贸易抱着开放政策，甚至”私商至彼,待以殊礼，舟匮乏,岛夷称贷，故私商众。"也因此促成了中日贸易的急速发展，所谓“岛夷称贷”，其实就是一种合资经营的行为。

由此可见，当时浙江海面非法的国际贸易资本颇复杂：包括日本大名的资本，葡萄牙王室资本，供应丝货的中国商宦人家资本，以及负责走私营运者的资本等构成了极不协调的合作关系。

其中走私海盗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是在资本及地位上他们是弱势的一方，因此加强武装力量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依据。可是，由于贸易量及利润突然大增，而参与者又在非法的框架下进行贸易，利益的冲突更为利害，失控状况更多。

而葡萄牙人的加入带来白银作为贸易媒介更掀起了走私的高潮，走私贸易引发的纠纷、冲突与矛盾，迫使明朝中央不得不进行整顿。

3、朝廷对倭患的关注原因

由于海贸市场的逐年扩大，走私海商投资买货金额颇为大宗。他们向供应商买货，却被奸商侵占资本，其后他们又转向较有势力的大户贵官家买货，却又遭并吞了资本。也就是说，由于资本金额越来越大，本地商家利用本地优势，以报官手段来欺骗压榨走私海商，本地商人忘记以往做生意的规范，以不道德不守信的手段来侵占走私者的资本，在血本无归的境况下，走私的海商会铤而走险，倭乱从而开始。

由此可见，尔虞我诈确是当时的走私贸易文化，非法贸易在没有政府管理及法律的约束下，也没有一超然的仲裁机构存在，一切冲突都可能诉诸武力来解决，双屿港的非法贸易已到了暴力冲突的临界点。

嘉靖二十五年，许四把积怨转化为暴力，“随与贼首朱獠、苏獠、李光头等，胁同番夷劫掠闽、浙海隅民居。”

葡萄牙人亦承认参与这种暴行活动，他们诚实的说：

葡人开始在宁波诸岛过冬……一无所缺，随同葡人的中国人，及一些其他的葡人，无法无天到开始大肆劫掠。杀了些百姓，这些恶行不断增加，受害者呼声强烈。不仅传到了省里的大老爷，也传到了皇帝。他马上下旨福建省准备一支大舰队，把海盗从沿海，特别从宁波沿海驱走所有的商人、葡人和中国人都一样，都被算在海盗之内。

朝廷开始关切浙海的走私问题，是因为退休内阁大学士谢迁的府第被劫掠而引发的。

嘉靖二十六年(1547)许栋兄弟联合林剪及马来尘岛的彭亨贼“肆掠闽、浙地方，而谢文正公迁第宅，遭其一空，备倭把总指挥白濬、千户周聚、巡检杨英出哨昌国海上，却被许二、朱獠掳去，指挥英璋乃以总旗王雷斋千二百金往赎之，贼得此利，故每掳边富民以索重赎，地方多事。”

谢迁弘治时入关，正德时因为刘瑾不得而退休，嘉靖六年(1527)再度入阁，当时已高龄七十九，受到明世宗的礼遇。一年后请辞，在嘉靖十年(1531)过世。

如今他的家宅遭非法海商洗劫一空，这事件必引起世宗皇帝的注意；更重要的是，沿海备倭指挥官白濬等人竟被非法海商掳去，勒索赎金。这根本是向世宗皇帝的统治权威挑战，这两件事经浙江监察御史杨九泽的上报朝廷后，一场反海商反倭寇的战争因此展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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