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推行“高薪养廉”，为何仍然滋生出众多贪官？
包拯月薪12万
如果还不够形象的话，我们可以拿北宋的名官包拯做例子。包拯最多的时候一人曾经同时担任了三份职位，其中单单是龙图阁学士一职的月工资，就是138贯！从《宋史》来看，在当时400文钱就可以购买一石米，按照同等购买了来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包拯任龙图阁学士一职的月收入，就是12万元！这个收入对于当时很多平民百姓来说，根本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即使放到现在，能做到一个月12万薪酬的也是高精尖的人才。
宋朝施行的高薪养廉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阻止了贪官的滋生，因为在高俸禄、高待遇的优厚条件下，一些官员已经足以供养自己了，他们觉得钱足够用了，在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不需要再通过贪污的手段来非法掠夺更多财富，为了钱财而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他们认为不值当的，能有这么多工资已经完全够花了，所以说宋朝施行的高薪制度，在宋朝前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贪官数量大大减少，不过好景不长，在宋朝的中后期，弊端就暴露得异常明显，贪官污吏也频出不穷。
官员收入差距过于悬殊
在宋朝前期，多数官员还是能“以天下为己任”的，这时候的官场气氛也比较良好，宋朝想用高薪来避免官员贪污的想法初衷是好的，可是人们的野心却越来越大，这样高薪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逐渐开始出现很多官员只拿工资不干活的现象，他们不求升官，也不求有何作为，只求自己能安稳的领着工资，吃着这口“铁饭碗”。
因此宋朝开始逐渐产生冗官，碌碌无为只想着混一天是一天，不想着为民造福，这也给朝廷的财政带去了惨重的损失，而朝廷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又来源于百姓的税收，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恶性循环，农民的赋税不断增加，却培养了一大批贪官和冗官，令民生非常不满。
除此之外，宋朝虽然施行高薪养廉，但是俸禄对于官职的三六九等也分得非常清楚，对于五品以上的官员和五品以下的官员有非常大的差别，据《嘉祐禄令》的记载，最高等的节度使料钱有400千，而最低的内侍郢、唐复州内品不过才刚刚0.3千，这其中相差了一千多倍，这就滋生了一些小官巨贪的现象，因为很多低阶官员的工资，确实不足以供给自己的生活，便动了歪心思走上贪污的道路。
当官很容易
在两宋时期，据统计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录取了近115000多人，要知道在唐朝时，每一年也就是录取30多个进士，单单录取人数都与过去的朝代有着天壤之别，在宋朝当官确实很容易，到了宋徽宗时期，宋朝的官员数量就达到了48000人的庞大规模，这与宋朝对当官的要求放松有必然的联系，就好比以前想要当官就必须争破头考进全国前50名，但是到了宋朝，这个要求就放宽到了500名，只要考进500名就可以做官，这个要求对比历朝历代的选拔政策确实比较宽松。
正是因为当官很容易，对人才的选拔过于宽松，这就导致了官员群体入驻了很多害虫，一些学术不正的人也当上了官，不仅不为民做实事，反而整天想着怎么贪污更多的钱，所谓的“常例钱”在宋朝的官场上就已经出现了，这甚至成为了一些官员向人勒索的名目之一，一度成为官场上半公开化的“礼金”。
要求胥吏“为国奉献”渐显弊端
宋朝虽然以高薪养官闻名于世，但是胥吏的待遇却与官员有着天壤之别，宋朝政府认为胥吏是百姓为为国家服役的一种方式，自然也就不需要供给多少俸禄，除了收入之外，在宋朝吏员与官员的地位差距也非常大，然而吏员的数量却非常多，与官员的比例大约为20比1，由此可见宋朝的吏员队伍有多么庞大。
拿着微薄工资的吏员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又要提朝廷干活，虽然美其名为是为国做贡献，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伟大，还有很多人只想顾自己的小家，虽然工资非常低，但是这些吏员们却坐拥很大的权利，因此便滋生了这些吏员们以权谋私的行为，一开始这些官员还比较收敛，在暗地里勾结商人谋取私利，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吏员都这样干，他们变得越来越大胆，甚至敢下乡剥削百姓，靠着自己手中握着的权利混吃混喝，通过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买货物，至此宋朝的贪污腐败已经不再是小规模现象，而是大规模爆发了。
腐败进一步蔓延
随着腐败现象的爆发，朝廷才开始慢慢重视这个问题，开始派人彻查时，那些贪污的官员又开始贿赂他们的上级以此寻求自保，然后这其中又有一些不坚定的官员最终收受了贿赂，成为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他们紧紧抱成一团，到最后真正的“廉”官却异常难堪，当世界都变得浑浊的时候，清白就成了一种错，在宋朝的中后期，腐败现象已经难以抑制，导致腐败不断蔓延，滋生了越来越多的贪官。
对于宋朝的高薪制度不能说是一无是处，因为在前期它确实极大地避免了贪污现象的发生，给予优厚的待遇让一些人安稳下来是很有用的，但是这种方法却是不长久的，不过即使是这样，宋朝的贪官对比明清也是少得多，总的来说，宋朝的贪污现象还是要略好与明清的，所以说高薪养廉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