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为何“排胡”之风兴起？

众所周知，唐朝以其独特的开放包容，允许不同的民族共同生活，这为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代开放包容的传统，一部分原因来自李氏本身就有着胡人的血统，还有就是，五胡乱华后，民族逐渐走向融合，对于胡人的态度社会上也是逐渐走向开放，胡化的风气在唐朝生活和社会上无处不在。

唐代后期“排胡”的现象其实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就是唐代蕃将占了唐代将领近三分之一，大量蕃人进入唐朝为官，挤占了汉族士子的名额。

其次就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和中国本土道教的宗教冲突，以及千百年来的民族思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等。现象是多方面的，但是最终排胡真正爆发则是在安史之乱后，唐人的华夷观念的转变。

一．唐代胡风现象以及朝廷对于胡人态度的演变

1. 唐代胡风现象探析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正是因为有少数民族的到来，才能催动中华文化再一次蓬勃的发展。汉代匈奴的入侵，激发民族荣誉感，五胡乱华后，胡人那种野蛮凶悍的传统，有力地激发了中华文化的新生。

其实在丝绸之路开放以后，中华文化和周边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就已经无可避免，文化的影响就如同春雨滋润万物一般，是无声无息的。《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竞为之。”对于双方民族文化的交往，其实是在双方接触的边境开始的，双方在和平时期的通婚，以及边境的贸易，就形成了胡汉杂居的情况。

上文提到，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迎来中华文化一次大发展大繁荣。这种文化政策为胡文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背景。

唐初国力强盛，对于周边民族都有着一视同仁的对外政策，再加上大唐军队实力的强悍，对外征战中各种出色的战绩，从而推动周边少数民族对唐朝的归顺，共同推崇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强盛的国力为唐朝君臣子民带来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因而对于胡汉有别的文化观念在唐初国力强盛之期并不明显，而到了安史之乱后，随着国力的衰减，各种本土势力的抬头，华夷观念也就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2. 唐代朝廷对于胡人的政策

封建时代国家观念多是由政府进行引导，政府对于胡人的态度往往会影响着百姓对于胡人的态度。李唐皇室本身就有着胡人血统，因而李唐王朝文化带有胡文化特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贞观年间，在太宗平定突厥以后，接受大臣的建议，将突厥人内迁，不仅仅是为了削弱突厥人再次暴动的可能，更是为了补充长安等地区人口的缺少，经历一系列的战争，唐朝时期人口锐减，因而恢复生产，补充劳动力也是唐朝面临的主要问题。

《旧唐书》记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而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于周边地区有着辐射性的影响，这些胡人的迁入也就势必会在唐朝各个方面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唐代时期胡人在朝廷任职中不在少数，但是在朝廷中担任高级官员的胡人却少之又少，以唐代的宰相为例，唐朝宰相有记载有369人，而其中胡人的比例不足一成，而且他们大多集中在安史之乱前期。

唐朝宰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长孙无忌，他是太宗李世民的大舅哥，又是文臣中头号的功臣，而长孙无忌的背景则是长期汉化的鲜卑人血统。因而唐朝时期胡人拜相不仅仅是看能力，还看家世和汉化程度。

唐朝时期蕃将占了武将中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占比相当大，而文臣中却远不及武将，而且，在中央任职的胡人官员，并不认同自己胡人的身份，很多有着汉族血缘的胡人官员，甚至会有着改托出生来证明自己是华夏正统出身。

很多身居高位的胡人官员，对于自身胡人的出身很是忌讳，从来不会提及自己胡人姓氏，而是用汉人姓氏进行称呼，并且在自身和子女的通婚中，也会以汉家子女来看，并非足够的宽容。而对于汉族官员和士子们，他们对于胡人抢占了中央官员作为通婚的对象。

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唐朝时的开放文化政策在朝廷内部位置也是怀有不满的，但是因为国力的强盛和当时的社会情况，这种矛盾只是潜在的，并不突出的。

以上是对于胡人担任官员的状况，而对于唐朝另外的群体蕃将，唐朝也有着不同的态度演变。在唐朝初期，蕃将为李唐江山的扩展和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太宗时，甚至有着蕃兵作为天子禁军的例子。

等到了高宗时期，对外战争等等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蕃将，随着这种局面的发展，蕃将世家逐渐形成，这些世家在军队上逐渐占据主导后，也就开始投身于政治，武则天末年到玄宗初年几次政变其中并不缺少蕃将的影子。

面对蕃将世家的日益壮大，玄宗改变任用蕃将的策略，从蕃将世家转而任用寒族胡人，一方面是他们的势力远远小于其他政治团体，更容易控制，另一方面还能发挥他们勇猛作战的能力，因而以安禄山，高仙芝为首的寒族胡人开始走向唐代政治中心。

这也在侧面显现出，以玄宗为首的政治首脑从根本上并不信任胡人，却又需要他们的能力稳固统治。

安史之乱的爆发，让朝廷陷入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在没有反叛前是著名的蕃将，而反叛后，剿灭反贼却也需要蕃将的领导，而且他们是平定安史之乱重要力量，因而唐代统治者对于蕃将从心底产生了不信任，而这种心态的转变正是国力衰微的体现。

二．唐代“排胡”是社会上的体现

1.对胡人群体的排斥

在众多唐代诗歌典籍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很多胡人文化习俗，在唐代的商业群体中，有一类特殊的群体：胡姬。她们常常出现在很多诗词歌赋中，伴随着少年，骑马，游乐，美酒，宴会等名词一同出现。胡姬一词在唐代诗歌中扮演着正面的角色。

在《胡姬与胡儿：兼谈唐诗中胡化意象的性别因素》中蒙曼老师讲到：“胡姬反映出人们对于异域文化的一种正面认定。”除了胡姬之外，在唐代胡商是最能体现唐朝排胡现象的体现。

唐代经济发达，从而吸引周边国家的人纷纷前来从事贸易，在唐代律法中，对于胡商贸易还会给予一定的优惠，因而胡商发展的非常迅速，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财富的象征，我们在很多唐代的典籍诗歌中也能看到，胡商被塑造为具有经济头脑，慧眼识宝的形象。

但是封建时代，士农工商，以农为本，商是末业社会挂念下，对于商人的评价并不好，而且胡人毕竟与汉人有所区别，因而安史之乱以后，在仇富心理和安史之乱对于胡人的仇视，也就导致很多胡商惨遭劫掠。

唐代边塞诗歌在文学史上具有着璀璨的地位，而边塞诗中我们最常看见反面人物就是胡马，胡骑，羌胡，胡兵等等。对于这些胡兵的描写，边塞诗人不约而同的都带有明显歧视的词语。

安史之乱以后，对于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叛乱，唐代诗人整体是愤懑的，因而在这一时期，边塞诗人对于胡兵胡将描写也多是强烈的歧视意味。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对于胡人的排斥情绪也是达到了顶点。

2.唐代“排胡”现象的原因分析

安史之乱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社会的动乱，更是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安史之乱是唐代的国力的转折点，在平定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后，唐朝不断面临着吐蕃，回纥的侵扰，唐朝的边境问题不断，而内部的藩镇割据以及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都在极大的刺激唐朝子民原本骄傲的内心。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唐人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对于胡人的极端仇恨，在社会上还发生了大肆杀掠胡人的现象。《安禄山事迹》中记载：“鞠仁令城中杀胡着重赏，于是羯胡尽殆，小儿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烂死者甚众”。安史之乱以后，原本就潜在的“华夏中心论”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再度崛起，原本出自本能的鄙视与排斥心理经过安史之乱后，从而被极大的唤醒了。

夷夏之乱再次兴起。而在本土汉族士大夫以及本土宗教的带领下，胡人政治团体和佛教受到极大的冲击。唐中后期的古文运动以及武宗灭佛运动其实都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排胡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产生的。

三．结语

唐代对于文化的包容性无疑是空前绝后的的，大量胡人的内迁与汉族的通婚交流为唐代经济政治文化都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但是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唐朝百姓，其实在心底对于胡人还是存在着排斥和轻视的。

在唐朝统治阶级内部，对于排胡的情绪并不明显，但也存在着限制，而对于百姓来说，唐初国力强盛，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使得唐人内心极度的自满，从而他们不会在意比自己弱小的胡人。

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击垮了唐人内心的骄傲，这也就势必导致，原本就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排胡情绪一发不可收拾。

在总体眼光下来看，不同文化交流本身就存在着碰撞和融合，虽然唐中后期排胡情绪较高，但是胡化是无可避免的，中华文化的形成本就是不断吸收其他文化融于自身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后汉书》

2.《胡姬与胡儿：兼谈唐诗中胡化意象的性别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