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边境战事连连，被夷狄起兵打得毫无反击之力，宋朝文臣泛滥
太祖、太宗有鉴于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尽收兵权，守内虚外，留下了一支精悍的禁军屯居京师充任赵氏皇族的保镖。这支军队的数量必然要与驻防边境的军队相匹配，这样，随着对辽、夏用兵，军队总额日渐庞大，真宗朝达到431000人，已比太祖时增加了一倍；仁宗时增至826000人，又比真宗朝多了近一倍，再加上40余万厢军，总兵力达到1259000人。100多万军队，对付个把戎狄草寇应该说不成问题吧，可事实却是边界烽火连绵，内地兵变民变“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
建国至70年，太祖选拔的壮士早已归天，新招募的士兵训练松懈，而且他们多是官员遵照祖制，在旱涝凶年从山林田野收容来的，其参军的目的主要是按月领粮，填饱肚子。因此，派上战场，毫无斗志，留在内地，则游手好闲，军饷稍有不济，即能酿成叛乱之祸。加上“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领们对部属的操练和装备也不用心，临战又要向朝廷讨要《阵图》。搞来搞去，素称拥有世界第一军队的宋帝国不仅边境守卫连告失利，被夷狄骑兵揍得屁滚尿流，非靠进贡钱帛不可维持。就国内而言，也是兵变民变年年发生，十数人落草为寇即能横行州县，占山为王。
实际上，早在真宗皇帝即位之初，便有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一位亲眼目睹了太宗皇帝将一万多名举子浩浩荡荡地引入崇政殿的翰林学士王禹偁，在咸平元年(998年)递交的一篇奏札中回忆说，自己登科前居住山东，州官仅有刺史一名，司户一名，后来又增加了一名团练推官；到太宗时，新增通判、副使、判官和推官，不久又来了监酒税算4名财务官员。他指出：官员增加，而田税却在减少，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然而，初登御榻的宋真宗先是陶醉于亲征和戎、抚平北疆的欢悦中，继而又忙碌于东封西祀之类的宗教活动，顾不上这些。
而且根据权三司使丁谓所作《景德会计录》，京师仓廪虽不像汉武帝初年那样粮食露溢于外，仍然是充盈有余的。所以大可不必为官僚队伍的扩大担心。有人后来作了统计，宋初三班例员不及300，到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以后，增至4200余员，到富弼离开人世的神宗元丰年间，更增至11690员。这些新增加的官员，多是来源于三年一届的贡举进士及特奏名，也有相当一批是干部的亲属，因为本朝规定，每逢南郊大典或新皇登基，台省官六品以上，其他官五品以上，均可恩荫1-6名子弟做官；大臣退休或去世，亦可经朝廷核准，让若干遗属进入官僚阶层。
天禧元年(1017年)，前宰相王旦去世，朝廷根据其遗愿，一次就授予其子、弟、侄、外孙、门客、故吏十余人为官。士大夫感激本朝的皇恩浩荡，同时又为这一恩惠带来的官吏泛滥成灾的现实愁叹不已。成千上万新科举子涌入朝殿，势必给帝国的人事安排带来极大麻烦，巨大的官俸开支也给财政部门造成沉重的负担。因为无论如何，现任官员离任、退休及死亡的速度也赶不上三年一届贡举考试所收进的新生力量的增长。加之本朝又有一项磨勘制度，文官三年一审，武官五年一察，若无大的过错，就应转迁，循资增俸。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定百官俸22等，至仁宗嘉祐间著《禄令》，“自宰相而下至岳渎庙主簿凡四十一等”。
譬如元丰以前官员的服饰，九品官只能穿青色公服，黑色革带；升至七品，公服换为绿色，腰带也变成银錡；升至五品以上，可着朱色公服，佩金带；一旦得进两府大臣(中书、枢密首脑)，位居三品以上，则穿紫色公服，系玉带。凡服朱紫公服的官员，还可佩金饰鱼袋，袋内装着鱼形符牌，表明本官已是受皇上器重的高级官员了。赐金紫，乃是所有在朝官员梦寐以求的事。为了谋取官阶，巴结上司，攻击同僚，乃至谄媚圣上，便成为在朝官员竞相效法的事。
仁宗时出了这样一件奇闻，就在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因“越职言事”被发落到饶州的那一年，两位资深文臣——王宫待制王宗道和权三司使王博文，先后找到皇上倾诉苦衷，一位自称侍候王爷20年，官品却纹丝不动；一位哀叹眼看快要老死，怕没指望登进两府之门了。两人哀怨悱恻，说得仁宗不忍，没过几天便分别升任他们为龙图阁学士和枢密副使。时人改唐张祜诗讽喻道：天章故国三千里，学士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