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后，溥仪和清室欠了多少钱，才能弄明白他的私产去了何方
其实，如果受害者对清朝的私产去向稍有了解，就不会掉进这种低级趣味的骗局之中了。
清朝灭亡后，以溥仪为主的清室仍然具有丰厚的财产，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经历了种种变革后，溥仪以及清室的财产“一夜之间”化整为零了。
我们先看看溥仪以及背后的清室欠了多少钱，才能弄明白，他把大量的私产弄去了何方。
辛亥革命后，人们已经不再承认5岁的溥仪是皇帝了，不过，民国政府在《清室优待条件》中，依然明确表态他和他的爱新觉罗家族可以居住在紫禁城，并且，每年给溥仪和清室400万两“生活费”。
然而，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民国政府虽然爽快地夸下海口，却因为经费紧张，未能如期将经费拨付给溥仪和清室，同时，以溥仪为代表的清室贵族过惯了以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在溥仪退位后，他们依然不改曾经的腐朽作风，再加上内务府大臣中饱私囊，所以，溥仪和清室的生活往往入不敷出。
即便如此，当日本大地震时，溥仪为了“充门面”，竟然以当时折合30万美金的古玩、字画、珍宝等捐献给了日本。
另外，溥仪喜欢养狗，他命内务府从国外购进名狗，甚至，狗粮也要进口，每当狗病了，他就要花费比人看病还高的费用请兽医诊治。
同时，他不仅维持旧有的御膳房，而且还增添了专做西餐的御膳房，两处御膳房，每月的菜金就高达1300多元。
有史料统计，算上溥仪的吃喝拉撒，清室的每年总开支不低于360万两。
这正是溥仪和清室手头缺钱的根本原因，于是，他们只好借债抵押，以维持奢侈的生活。
至于清室借了多少债，虽不能查到完整的历史资料，但是，从1917年和1918你年的两份账单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债务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1917年：欠恒利号商借垫银二十八万五千零五十五两九钱一分六厘八毫米；欠亨记号商借垫银六千八百五十二两六钱四分；欠大清银行借垫银十四万两，除欠内帑银七万五千六百两；除欠泰元号商借垫银九万六千零五十两二钱二分；尚欠交通银行借垫银三万九千六百两；除还尚欠中国银行浮借银三万六千两；新欠中国银行息借五十万元，计折合银三十六万两。 1918年:内务府向北京中国银行借五十万元（于七月二十日到期未还）。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债台高筑的清室就要为自己的奢侈买单。
他们不得不依赖公开变卖或典押故宫文物来维持资金来源，比如1924年5月，溥仪安排内务府大臣绍英与北京盐业银行签订了一份抵押贷款合同，双方约定内务府以16个金编钟、13个金册、10个金宝以及金宝箱、金印池等为抵押物，贷款80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如果溥仪以及清室能按期还款，如约赎回这些文物，事情还能说得过去；可惜，他们根本没有还款的能力。
因此，抵押借款实质上就是在贱卖文物。
另外，内务府的大小太监、宫女等，还会时不时地偷盗皇宫里的宝贝，拿回家去卖掉或者藏匿，致使溥仪的私产逐年减少。
就像一位小太监奉溥仪旨意，拿着一件实心金塔去宫外售卖，以便换来一些零花钱。
这件实心金塔足有4英尺高，一眼看去，就知道价格不菲。
可是，小太监私心很重，他竟然告诉溥仪：“这种金塔只能按照重量来卖”。
这是典型的中饱私囊。
这能怪谁呢？只能怪溥仪的产权意识不高，缺乏管理能力。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溥仪年龄虽小，但也不是傻子，他很快在老师的点拨下，认识到了这一严重问题。
溥仪的这位老师便是庄士敦，一名毕业于伦敦亚非学院的高材生。
他在保护清室利益和宝贝珍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时不时地提醒溥仪注意生活作风和加强对珍宝管理的漏洞。
久而久之，溥仪就注意到清室的珍宝有不翼而飞的迹象。
丢失的宝贝数量之多，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决定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这样干，清室的宝贝再也不能白白流失了。
1923年6月，溥仪亲自视察建福宫，因为这里藏着很多宝物，尤其是乾隆时期的珍宝居多。
根据目录所列，建福宫所藏珍宝共有6643件，包括2000多尊金佛像、大量佛教画品、纯金的祭坛饰品、瓷器、前朝的青铜器、成千上万册珍贵书籍、31箱貂皮和皇家御带。
可是，此时的太监们也不像以前忠实了，他们生怕自己的偷盗行为败露，于是，趁溥仪到来之前，在漆黑的夜晚，一把火烧了建福宫，可惜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只剩下384件文物被抢救出来。
这把火不仅烧掉了文物，还烧掉了太监们偷盗文物的蛛丝马迹，让可怜的溥仪查无可查。
撞到南墙要回头，此路不通，那就换个办法。
溥仪是个聪明人，在庄士敦的提醒下，他想为宫廷珍宝编制一份更加详实的目录，以便于加强管理。
同时，参与编制目录的人员都是经过溥仪千挑万选的“专家”，完全 不让内务府的人参与，而且，溥仪还趁机将自己的弟弟溥杰拉了进来，这是他唯一相信的人，何况，溥杰也是编纂目录的高手。
在编纂目录的时候，他们在清单上对每一卷册、每一本书都做了详细的标记，上品画5个圈，次品画1个圈。
做好这些标记后，溥仪安排弟弟溥杰专挑上等佳品偷偷带出紫禁城。
据溥仪回忆，从1923年5月到12月，溥杰运出的总数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和册页，200种上下的宋版书。
但是，根据资料显示，溥仪兄弟二人偷偷运输宫外的宝物有1285件手卷字画和68册书画集。
他们将这些珍宝藏在了京城的一个庭院里，后来，溥杰想办法搞到了火车站的免检免税的许可，将这些宝物装进七八十只大箱子里，然后，亲自押送到天津，藏在了一处由满足王爷为溥仪买的房子里。
从1911年溥仪退位开始算起，到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皇宫，这三年时间里，溥仪以及他背后的清室，一直认为他们对皇宫内的所有珍宝具有合法所有权，但是，做人要有个度，不能太猖狂，这不，冯玉祥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他在第五条明确规定：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国民政府应当特别保护，其中，一切公产应归国民政府所有。
1924年10月，就在溥仪和皇后躺在床上吃苹果的时候，一位宫女忽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还没等她进门，就听她大声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士兵来捉您了。”
溥仪大吃一惊，原来是冯玉祥安排鹿钟麟带着士兵，逼溥仪在11月5日下午之前离开紫禁城。
无奈之下，溥仪只好搬离紫禁城，紫禁城内尚存的绝大部分文物都被保留了下来，溥仪带走的只有一些珠宝、银两和日用品。
1925年2月，溥仪逃往天津，居住在日本租界，此时，他身边的宝物主要是当时弟弟溥杰偷运来的东西，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虽然手里掌握着这些珍宝，但是，毕竟不是现金，所以，此时的溥仪生活上还是比较拮据，他只能再次变卖文物，艰难度日。
不过，现在的他，出手已没有以往大方，变卖的文物数量远不如以前，卖起来也比较费劲。甚至，还被当地的古董商联手做局，统一压价，就算是标注着五个圈的上品，才卖了6万元的低价。
在天津居住期间，溥仪到底卖出了多少文物，已不得而知，但是，当年从故宫带回来的大部分珍宝都被保留了下来。
1935年，这些文物运往了长春伪满皇宫。
10年后，也就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人宣布投降，溥仪从70箱书画中挑出了10箱，并带上一枚镶有八块美玉的“宣统”御玺，踏上了逃亡的火车。
至于留在长春伪满皇宫的文物，不幸被留守士兵哄抢而去，很多传世名作被撕成粉碎。
当他来到通化大栗子沟时，由于伪满货币无法使用，溥仪只得拿出一些文物向当地老百姓换取食物。
在途中，因为要换乘飞往沈阳的飞机，因为超重，溥仪只得选带了两皮箱书画和珍宝。
8月18日，溥仪在沈阳机场等待飞往日本的飞机时，被一位俄军指挥官认了出来，他拦下溥仪说道：“您是溥仪先生吗？”
说完，溥仪就被这名指挥官押送到了苏联，一块带到苏联的还有那两皮箱子珍宝。
1949年，苏联归还过我们一部分，其中就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即便是被软禁，溥仪身边还藏有不少珠宝、钻石等宝物，他把这些宝物全部藏在了皮箱子的夹层，甚至暖瓶之中。
1950年8月，溥仪被引渡回国，上交了这些曾在“夹层”中藏匿的486件宝物。
自此，溥仪的资产化整为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