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忽视宁锦防线且内部矛盾不断导致宁津大战失败
袁崇焕针对皇太极暂缓攻明，先派兵征服李朝的意图，提出了“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战略，以议和作为缓兵之计，乘机进行积极防御的部署。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后金战败朝鲜之后，即向明朝提出以山海关为疆界，并索取重金，于是议和谈判破裂。
五月初六日，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今辽宁锦县）、小凌河（锦县东南）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由，率领后金兵5万多人攻明，初七、初八两日渡过辽河，兵锋直指锦州。
袁崇焕对皇太极的进犯预有准备。他将兵力部署在关外200里地段上，使后金兵不得接近关门。同时，“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抚绥蒙古，“大段坚壁清野，以为乘间击惰，以为随机应变”，采取战与守、筑城与屯种、坚壁清野与乘虚出击相结合的战略指导。
结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关外以宁远（今辽宁兴城）为中心，以山海关为后盾，其间中前、中左（今辽宁塔山）、中后（今辽宁绥中）、前屯、宁远、锦州、大凌河诸城，珠联璧合，宁锦防线更加严密坚固。
袁崇焕
后金兵渡辽河西攻的警报传来，明朝紧急调整兵力部署：命满桂移驻前屯，孙祖寿移屯山海，宣府黑云龙移守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镇长城，赵率教固守锦州，袁崇焕往宁远居中调度。朝廷调发12万兵马，其中4万守山海关，8万守关外。
另以6万分守前屯、宁远、中后、中右四城。在此四城中，宁远最为重要，关系到整个辽西战局的安危。此外，还从关内各重镇调集兵力支援辽西战场。五月十一日，后金兵抵锦州，四面合围。皇太极见明军有备，先遣使劝降，但守将赵率教回答：“城可攻，不可说也。”
战争经过
于是，皇太极命后金兵分两路，拽战车，抬云梯，轮番进攻西北二面。赵率教、左辅、朱梅等督率守军英勇奋战，炮火、矢石如雨，从辰时（7到9时）战至戌时（19到21时），终将后金兵击退。皇太极受挫后，一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增援，一面远距离围困锦州。
袁崇焕认为“宁远兵不可动”，他一面发骑兵袭扰，遣水师东出牵制，一面请求朝廷调兵增援。次日，皇太极又以骑兵围城，环城而行，但攻城无任何进展。十六日，满桂从山海关驻军中选出1万精兵增援锦州，于爪篱山与后金兵遭遇，经激战伤亡惨重。
二十五日，后金援兵至，休整一日。二十七日，在皇太极的率领下，后金主力转攻宁远，仅留少数兵力监视锦州明军。
二十八日清晨，后金兵驰至宁远，于城四周扎营，对宁远实施包围。袁崇焕早有准备，他命监军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牌固守，城外前掘深壕，后列车营，以拒后金兵。满桂率援兵于城外助守，总兵孙祖寿、副将许定国于西门扎营，副将尤世威于城东二里列阵。
爱新觉罗·皇太极
皇太极令迫近城垣的后金兵后撤，企图诱明兵出城，然后一举歼灭。但明兵坚守城池，皇太极企图强攻。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等记取努尔哈赤兵败宁远的教训，皆以“距城近，不可攻”为由，力劝皇太极“勿进”。皇太极却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他不听劝告，亲自率军攻城。
明宁远守兵奋起抗击。城下，车营都司李春华等部的“红夷”、“木龙虎”、“灭虏”等火器齐发，满桂、尤世威又率步骑兵奋勇冲杀。城上守军在袁崇焕的直接指挥下，发威力更大的“红夷”大炮轰击，并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在激战中，后金兵死伤数千人，“尸横满地”，皇太极的大帐被炸毁，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
皇太极见“死者益众，乃撤兵归，终夜东行”。
六月初，皇太极率兵重新攻打锦州，又遭失败。后金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加之天气炎热，部队大量减员。皇太极见取胜无望，遂下令撤退，于六月十二日回到沈阳。这是后金军在关外继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宁远兵败后的第二次惨败。
皇太极失败原因及带来的后果
宁锦之战，后金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皇太极忽视了明军宁锦防线的存在，在战略战术上重蹈以骑射攻城的覆辙。孙承宗、袁崇焕多年经营的宁锦防线，在第一次宁远之战中已初见成效。
战后，袁崇焕又以宁远、锦州为重点，惨淡经营，使宁锦防线成为后金八旗难以逾越的障碍。而皇太极却仍然沿用努尔哈赤时的老一套打法，以骑射攻坚，这就决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宁锦之战示意图
此外，在兵力对比上，后金至多不过五六万人，与明军投入战斗的兵力多达9万人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在作战时机选择上，时当盛夏，远程奔袭，兵士疲劳，士气低落，加之缺乏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仓促上阵，也决定了后金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宁锦之战形成了明与后金在辽西战场的对峙局面。雄心勃勃的皇太极受到沉重打击，难以继续西进，他所面对的内外形势极其严峻。就后金内部情况而言：
第一，满洲贵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严重。
努尔哈赤在夺占辽东的过程中，对广大汉人进行残酷的奴役和屠杀，每征服一地，““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占抚顺后，即拆毁该城，并烧杀抢掠，将所获30万人充作奴隶。在占领萨尔浒、铁岭、辽阳、沈阳时，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屠杀，未被斩的也充作奴隶。
这种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在八旗兵出征作战时，汉人在后方滋事，乃至用武装斗争进行反抗，使后金统治者受到严重威胁。
第二，后金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奴除了在田庄进行繁重的耕作以外，还要服差役，因承受不了农奴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被迫逃亡和进行反抗。因此，后金统治者非但得不到农奴对战争的支持，反而使后方更加动荡不安。
第三，满洲贵族内部汗权和王权的斗争也日益激化。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驾崩前，因继承人褚英被废，为协调与解决后金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的矛盾和斗争，制定了八和硕贝勒共议朝政的制度。这种带有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制度，非但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反而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后来，他又安排九王多尔衮（第十四子）继承汗位，以大贝勒代善（第二子）摄政，但努尔哈赤死后，诸子不遵遗命，兄弟间争夺汗位更加激烈，最后四王皇太极（第八子）凭借手中的兵权，再加上代善的支持，终于取得了汗位。然而，其他诸王却一直心怀不满，汗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第四，后金军队由于长期征战，厌战情绪日益严重。
八旗兵兵士马匹、军器的置办，多数负担不起，致使不少人“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因此，八旗兵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实难再战。
第五，连年征战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后金兵的屠杀和抢掠，使百姓惊恐不安，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皇太极即位不久，又遇上荒年，粮食奇缺，物价飞涨，斗米价高达银8两，以致“国中大饥”，甚至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惨象。社会秩序混乱，盗窃、抢劫、凶杀等时有发生。皇太极叹息说：“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
林丹巴图尔
外部形势也很严重。西边的蒙古诸部尚未统一，察哈尔部林丹汗还依附明朝。蒙古东接后金，南与明朝毗连，在后金与明的军事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努尔哈赤时，虽与喀尔喀五部结盟，诸部表示支持后金反对明朝，但只不过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在后金对明作战时并没有多少支持的行动。只有科尔沁部，因其受察哈尔部威胁，对后金进行过有限的支持。
东边的李朝仍与明朝关系密切，在萨尔浒之战中曾派兵支持明朝。尽管后金对李朝极力拉拢，李朝仍然站在明朝一边，敌视后金。
面对以上内外形势，汉官张弘谟说，后金“家邦未固，亦有不得不回之势”。皇太极也深感忧虑地说：“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于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
他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明、朝、蒙三方采取联合行动，后金将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