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支纪年与观象授时有关，自东汉初年才开始正式使用
“六十甲子”，来自“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兴自东汉，元和二年（85年）正式实施。据说，西汉初就有使用这种纪年法的了。
东汉以降一直到民国前，基本是照此纪年。“十二生肖纪年”，由此生发演化而成。
一些书中对汉代以前也用这种纪年法标注。但这仅仅是后人的“标注”，当不得真，因为汉以前不用这种纪年法。
中国最早的纪年法，是“王公纪年法”，即“某王”“某公”多少年。汉武帝时，演变成“年号纪年法”，如“建元元年”等等。
战国时期，古人开始使用“岁星纪年法”。“岁星”，即“木星”。古人发现，木星沿“黄道”稳定运行，大约十二年走完一个周期，于是以木星在这十二年中每一年的具体位置，称为“岁在某某”，以此纪年。“岁在”的十二个“某某”，称作“十二次”。
其实，木星运行一个周期是11.8622年。这样，每积累八十六年，“岁星”就不“在”应该“在”的“某某次”了。古人称此为“超辰”。
木星，在天空中从西向东运行。日月，从东向西运行。观测以及计算，多少有些不便。古人就有设计了“太岁纪年法”。
“太岁”，是假想的，地面的一颗“星”，与“岁星”同步，但方向相反。“岁星纪年法”里，“十二次”有十二个很古怪的由西向东的名字；“太岁纪年法”，则由东向西按照十二地支对应起名，称为“十二辰”。
所以，“岁在某某”，使用的，是很古怪的“十二次”名；“太岁在某”，使用的，就是“十二辰”，即十二地支名。
秦汉时期，是中国天文历法的重要发展期。
西汉初期，开始改变以往的“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实行“岁阳太岁”纪年。
所谓“岁阳”，是确定了十个“岁阳名”——阙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然后依次与“太岁”十二个年名相配。
《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载，太初元年（前104年）始用“岁阳”纪年。《淮南子·天文训》亦有记载。
这种方法是东汉“干支纪年法”的前身。严格说，二者并无实质区别，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秦末汉初的《尔雅·释天》里，在解释“岁阳”的时候，已经将十“岁阳”名，与“十天干”一一相对应了。
中国自古所有可考的历法，都是阴阳合历。“干支纪年法”，最符合阴阳合历的特征。
“十天干”，无疑来自上古先民的“天有十日”神话。十“岁阳”，其实就是“十日”各自之名。
“十二地支”，又一定来自上古先民的“十二月亮”神话。十二个月亮，恰好因为太阳视运动周年中，有十二次月亮的朔望。这已经将天上日月星辰与地下历法进行了“时空整合”。
《后汉书·律历下》曰：“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田成度，在历成日。”
这是说，天体运动，以一昼一夜为单位运行。岁星由西向东，太阳由东向西。太阳按黄道运行一周，在天上行走过360余度，在地上的历法，一度就是一日。
殷商时期，已经使用“干支”纪日，众多甲骨卜辞可以为证。
这种方法，体现了中国天文和哲学的“阴阳融合”理论——“十天干”为阳，“十二地支”为阴，观象授时，制定历法。
细想想，干支纪日，非常具有想象力——今天，是这个太阳和这个月亮；明天，是那个太阳和那个月亮；后天，……；大后天，………。
这就是干支纪日之精髓。
“干支纪年法”，前身虽是“岁阳太岁”法，实际上，“岁阳”法也是从“干支纪日法”发展而来的。
不论是“干支纪年法”，还是“干支纪日法”，两两相配的原则，是“单数对单数”“双数配双数”，决不允许交错。
这种方法，源自上古先民所形成的“术数”理念。此理念的形成，又与在观象授时，“立杆侧影”过程中形成的“四方”“五位”“八方”“九宫”，以及将此抽象为“术数”有关。
“天干”“地支”这样相配，就得出了“六十”一轮回的结果。
这个结果，从术数上表示，是单数和双数；两组，即5×6+5×6。
古人对“五”“六”“十”“十二”等数字格外重视。比如“五音”“六律”。“六律”，其实是“阳律”“阴律”各有“六律”，合称“十二律”。
古人认为“十二律”与“十二月”有内在联系。古人还认为“五声”，以“十二律”定音，即可得到“六十调”。
《后汉书·律历上》载，汉元帝朝郎中京房知五声通六律，专门讲到：“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
“五”，即“五行”，来自“五星”，所谓“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六”，来自十二分“阴阳”。“十二”，也与日月星辰运行有关。“十”，《说文》曰：“数之具也。”一是古人早早确定了“十进位”制；二是“天有十日”神话影响；三是“月分三旬”。
当“阴阳”、“五行”“六”“十”“十二”等这些因素聚在一起的时候，“天干地支”想配合，就只能是得出“六十”的结果。
以上这些因素，都与古人的观象授时和生产活动有关，都是长期的天文观测和生产活动基础上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