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奇谋不断，为刘备立下大功，与诸葛亮可谓互补
刘备长期缺少算无遗策、谋略制敌的一流谋士。法正的出现，一度弥补了这一缺陷。
对于法正，诸葛亮的评价最具代表性：“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在他看来，法正的出现，如同给刘备插上了双翼，让他如同鲲鹏一样，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诸葛亮不愧为为人坦荡、虚怀若谷的君子，毫不吝啬地给予法正这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如此高的评价。曹操也感叹：“吾收奸雄略尽，独不得法正邪？”纵观史书记载，法正确实补足了刘备的最大短板。
比如当初刘备进攻益州时，刘璋部下郑度曾建议坚壁清野、把孤军深入的荆州军活活耗死；刘备获悉后大为惊恐，法正却轻描淡写地表示：刘璋“终不能用，无可忧也。”
建安十九年（214年），“璋蜀郡太守许靖将逾城降，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于是乃厚待靖。”士大夫群体果真认为他礼贤下士，有利于益州人心的收拢。
法正
夺下益州后，刘备给予了法正极高的地位：“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个人被他当成了俩人用。其后的汉中之战，战役的发起人、作战参谋都是法正；定军山一战，他推动、发掘了战机，才造就了黄忠一战斩杀夏侯渊的辉煌战绩。
可惜的是，就在刘备加封汉中王后，法正病死，年仅45岁。此后，蜀汉阵营再也没有这种级别的智囊、谋士。史书称，“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正史中的诸葛亮与法正完全属于两种人，前者风格稳重、后者奇谋层出不穷，刚好做到了互补。
拿下益州后，刘备命法正与军师将军诸葛亮、昭文将军伊籍、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兴业将军李严五人一起制定《蜀科》，改变刘璋治下益州法纪松弛，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然而法正虽然擅长军事谋略，但在政治谋略上稍差，但知因循守旧却不会变通。《蜀科》制定后，由于严法治蜀，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豪强十分不满，以消极态度抵触蜀汉政权，为此，法正提出用当年汉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之事向诸葛亮进言，认为成都初定，宜“缓刑弛禁”，放宽约束。但诸葛亮认为“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闇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矣。”于此可见二人的不同和互补。
而对于这位同僚的智谋，诸葛亮一向极为敬佩。所以他在夷陵之败后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