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造宋”与晋宋之际征伐随行记

但他的很多不足也逐渐暴露，其中文化方面的缺失对他影响尤为明显。刘裕深知“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区别。所以，刘裕在军事“造宋”的同时，也不断在文化上“造宋”，以终达他最高统治之目的。

刘裕生平的简单介绍

陈寅烙先生把北方南渡的士族分为上、次、下三等，刘裕属于次等士族，“为一未进入文化士族之林的豪族(楚子)”。确实，刘裕虽为士族，但在文化方面的修养极为有限，多为史家所垢病，《魏书》言:“岛夷刘裕，字德舆，晋陵丹徒人也。”作为北人的魏收，虽然言语上很不客气，但确实道出了刘裕文化方面的缺失。史书对刘裕文化方面的不足还有一些具体的记载，举凡书法、音乐、诗赋、学问诸方面刘裕都显得捉襟见肘。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高族名流大都对刘裕有鄙夷之色，不与其为伍。

《资治通鉴》所谓“轻狡无行，盛流皆不与相知”。我们再将刘裕与他竞争激烈的刘毅相比，也能看出刘裕对自身文化不足的担忧。刘裕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北府中的另一将领刘毅，刘毅与刘裕相比，文化优势是其最大的优势，所以刘毅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不断笼络高族名流，使刘裕颇感压力。

如此看来，随着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刘裕的文化修养及幕府中以武人为主的情况，已经使他处处被动。刘裕京口集团的主力皆文化修养有限，像刘穆之这样精熟典籍的人很少。刘裕与士族的斗争中，虽然在军事上是占优势的，但是在文化上始终处于略势。

刘裕迟迟不称帝，而进行北伐，这是因为他的“造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宋书》言:刘裕“无周世累人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实须外积武功，以收天下人望”，《魏书》也言:“裕志倾僧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汉应该说，北伐对于刘裕打翻身仗是极为重要的。要想改变自身的形象及高门士族对他的偏见，取得朝野上下的信任，必须有一定的机遇。北伐就是最好的机遇。

刘裕不顾高门士族的反对，一意北伐，表面看似“外积武功”实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策略。我们知道，刘裕虽为武人，却很懂得文化的重要性。他想在朝廷立足固然一方面要打压上等士族。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与他们妥协，取得支持。所以，刘裕从一开始就从自己与刘毅的斗争体会到了这点，“文”是他一贯所看重的。同时，幕府职能也在悄然转变，人员也不断膨胀，有一个由武到文的变化。刘裕不仅吸收一些高门士族加入其幕府，他在文化上也不断向高门士族学习，所谓“及为宰相，颇慕风流”。

既然如此北伐与刘裕慕“文”之间到底有何关系?我们觉得，北伐不仅仅是在疆场上取得更大的威信，而且也是一次文化的洗礼。刘裕在北伐中有很多随从文人，刘裕对这些人的倚重也越来越明显，谢晦就是其中一例，刘裕北伐时，道出了刘裕北伐的真正目的。刘裕物色“造宋”的人物中很多是文臣，长久在南方安生立命的文人返回到许多年前仓皇遗弃的故园，自然会唤起诸多的文化记忆，刘裕的北伐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对这些文人来说毋宁是一次文化寻根过程而且刘裕在行军途中也有很多宴集文人的活动。

显然这些活动对文人的心理有极大的触动。刘裕北伐南燕胜利之后，在攻打后秦途中行军至彭城，就组织了一次文人集会，很多文人唱和酬作，尽显此行的盛况。倒感觉刘裕此行不是征伐，刘裕在出发前于彭城组织宴会，文人酬唱，这是一种文化的造势活动。刘裕在行军途中朝廷也派一些文人慰劳刘裕。

从此意义来讲，刘裕的北伐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也是一次文化俘获文人的行动。傅亮也有两首北伐时写的诗，这两首诗则更强调刘裕征伐队伍一路高歌猛进的气势。义熙十四年刘裕从长安返回时，晋安帝尚在，这两首诗却以“圣心”言刘裕，而所写场面也全是皇帝的排场。

刘裕的才华

我们此处所讨论的征伐随行记，就是在此背景下完成的，定然也有文化造势方面的因素。我们前面统计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征伐随行记，刘裕征伐时的随行记占了绝对的优势，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文学现象，我们认为这些行记本身也有可能出于“有意”的安排。

在文化上为“造宋”服务。戴延之、郭缘生、裴松之、徐齐民、孟粤、伍缉之、邱渊之等人皆是跟随刘裕北伐的文人，他们大都官阶不高，在北伐的过程中军事上所起的作用与我们前面所言的谢晦、傅亮、徐羡之等人自无法比，刘裕对裴松之是极为赏识的。裴松之的学问之深自不待言。

刘裕的北伐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义熙五年，刘裕从健康出发，沿水路北至下那，再到琅哪，越过大现，围攻广固，生擒南燕国主慕容超;第二次是义熙十二年，几路大军配合，迅速灭了后秦。这两次北伐都有大量文人随行，戴延之、郭缘生、裴松之等，有的参加了其中的一次征伐，有的两次征伐都参与了。以今天所保存的这些征伐随行记的佚文来看，其中对文化遗迹与山川地势的记载是重点，尤其对文化遗迹的关注更是重中之重，我们且列几条:这些随军征伐的文人，来到荒芜不堪的北方，维系他们感情的就是这些文化遗迹。

刘裕两次北伐的主要地点是山东、河南、陕西一带，这些地方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东晋之前这里一直是“正统”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保留了很多名胜古迹，这些遗迹承载了大多文人的政治理想和文化情思。

南方的文人重返“中心”地带，面对残垣断壁，感情极为复杂。大好山川，祖庙故坟却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悲愤之余就是想急切收复旧河山。上列行记佚文虽表面写韩信、吕布、老子、稽康、汉武、管宁、孔子等名圣的遗迹，但内在反映的却是文人面对这些遗迹心理触动。

谢灵运从南至北，为使慰劳刘裕时，看到沿途的遗迹时正是这种心情，谢灵运看到淮河以北战乱之后的城邑、丘坟颇多感慨，痛心疾首，所以写《撰征赋》以记所见所感。这些征伐随行记作家与谢灵运的这种感触是类似的，所以他们的行记与谢灵运写《撰征赋》时的情感动机也是一致的。与谢灵运所不同者，他们亲自跟随刘裕北伐，看到一寸寸的土地逐渐光复，所以在感慨之余也渐向北伐的组织者刘裕靠拢。

对于古人来讲，祭祀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然国破南迁，陵庙荒纪，很多文人己多年没有亲到自己祖先的坟家来祭拜。跟随刘裕北伐的文人，看到这些残破的陵庙，难免伤悲。一些文人在行军途中，请求拜省祖陵，跟随刘裕北伐的郑鲜之就是一例。

文人在北伐途中，途经一些陵庙作诗，一方面抒发对先贤建功立业，恢复周道隆业的赞叹，另一方面也期待能有这样的人力挽狂澜，统一河山，恢复对山陵的祭祀。跟随刘裕北伐的文人，认为刘裕就是这个再造山河，雪耻祖宗之辱的人。

义熙十三年，刘裕在北伐途中也不忘修一些先贤之坟，以博众望，跟随他北伐的文人傅亮也撰有三篇教文，这些陵庙的维修，也意在笼络文人，使他们的永怀之情得以寄托。就傅亮写这些教、表之文木身来讲，也不免有阿诀之嫌。这说明刘裕的北伐确实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也说明一些文人在随军途中的所见所感确实勾起了他们对旧家园的强烈怀念。

不管是随行记中对陵庙的记载，还是诗歌，教、表之文，都从侧面反映了文人在这两次北伐中所受到的洗礼。经过北伐，这些文人对刘裕的反感慢慢降低，也不乏为其唱赞歌者。如谢灵运的《宋武帝诛》:谢灵运沫文中对宋武帝的赞扬也主要是针对其北伐功绩的。所谓“复礼前莹”、“绵延声教”等是文人更加看重的，作为刘宋之人，谢灵运给开国皇帝所写的诛文自然不会有贬损。

结语

综上所述，刘裕北伐时期的征伐随行记，是以行记的方式反映了刘裕北伐途中文人的经见，但是这些记录的政治文化背景却是刘裕的“造宋”，我们只有将这些行记放在这一背景之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内涵，这些行记主要反映了刘裕北伐途中文人的所见所感，这虽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现象，但将其放在刘裕北伐这一背景下，就会看到这些行记产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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