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既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也对明朝的灭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这个问题，吕思勉曾提过，由于八股文的影响，明清的人对历史也不是太熟悉：八股文“其式由明太祖及刘基所定，故亦谓之制艺。其用意，大概是防士子之竞鹜新奇的。”“八股文体的性质，尽于二语：（一）即文中的话不算自己所说，而算代圣贤说一篇较详尽的话。（二）则历来所谓对偶文字，系逐句相对，而此则系逐段相对，所以其体裁系特别的。又八股文长短亦有定限。在清代，是长不能过七百字，短不能不满三百字。此等规则，虽亦小有出入，但原则上是始终遵守的。因有（一）之条件，所以文中不能用后世事，这是清代学者疏于史事的一个原因。”
什么是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每篇文章都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个部分组成，不得增减，人们只能按题目的字义敷衍成章。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后。股者对偶之名也。”
八股文的主要特点
所谓破题，即把题目的大意分析一下，即开头两句。
破题作得及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即将破题中的紧要字句承接下来，简要揭示全文主旨。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即提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何发此言。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最后敷演圣人，言毕自据所见，或敷十字，或百余字作一结论。
大致说来即是把文章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括地说说全文的主旨；
第二部分说说题意的本原；
第三部分是对题意的发挥；
第四部分是引用古书上的话或别的事例来论证；
第五部分是结论。
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病
八股取士制度使“四书”、“五经”成为读书人必读之书，八股文成为做官的敲门砖，严重地败坏了人才。
对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进行了揭露，他认为：“萃天下之人才而限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并借王冕的口气，批评八股取士制度说：“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的轻了。”国家天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也没人给官做。
顾炎武
顾炎武认为八股取士败坏人才远远超过了焚书坑儒：“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制度严重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
他们必须揣摩题目的意思即所谓代圣人立言。如题目是孔子的话，则跟着题目发挥些圣贤道理。此外，写八股文，不但要合规矩，连字数也有明确的限制。
这样大批的士人变成酸腐不堪的货色，吴敬梓前后，有一位中医叫徐灵胎（大椿），作了一首曲子叫《时文叹》，其词说：“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八股取士制度既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必然造就一大批不学无术、孤陋寡闻的学究。
清初的顾炎武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今之经文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雩等为之。《宋史》：‘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已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言：‘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远，前后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非学问该洽，不能成章。请行祖宗三题旧法，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是当时即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矣。陈后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之后，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
八股取士制度作为束缚读书人的工具，对明王朝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它败坏了人才，对明王朝的灭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朝灭亡之后，满朝文武大声疾呼“断送江山八股文”。甚至有人在朝廷书写一大柬，上写：“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奏申贽敬，晚生八股文顿首拜。”这形象地揭示了王朝的兴衰与八股文的密切关联。
明朝的灭亡，使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病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