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之前汉朝军功集团势力强大甚至威胁皇权故无力北伐匈奴
要将汉朝的军事力量投送到外线去，让战火在匈奴而不是西汉的国土上燃烧，谈何容易！自汉高帝七年（前200年）的白登之围算起，直到元朔二年（前127年）将军卫青统军收复河南地，为了扭转汉匈双方的攻守态势，西汉经历了整整6代执政，耗费了将近80载的光阴。
为什么让汉军走出国门、远征漠北就这么难？晁错在给孝文帝的上疏中写道：“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国无良将——虽然晁错号为“智囊”，对西汉内政外交的诸多问题常有深刻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但是将阻碍汉军发动越境反击的原因归结为将帅无能，未免有失偏颇。孝文帝手下真的缺乏良将吗？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侵入北地、河南为寇。孝文帝亲赴甘泉，授命丞相灌婴率军迎击。灌婴可是追随高皇帝刘邦九死一生、功勋卓著的战将，西汉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就是由他一手创建的。
灌婴
可是即便灌婴挂帅，也再没有了从前楚汉战场上风过草偃、无坚不摧的英姿。灌将军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将匈奴人“礼送出境”而已。
灌婴在战场上的将星黯淡令人沮丧。但老将军毕竟年已迟暮。七个月后，他就会步履蹒跚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比起灌婴来，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年轻的李广。这位陇西良家子于孝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第一次从军击胡，此后的40年里，他在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北疆征战中从一个青葱少年蹉跎为耄耋老将。
虽然他的英勇无畏赢得了匈奴人口中“飞将军”的美誉，但李广的功劳簿上却乏善可陈，以致于未能封侯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当年李广还在孝文帝身边做武骑常侍的时候，文帝看着这位敢与猛兽格斗的小伙子，感慨地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李广是没赶上好时候。但这并不是说身为将军，李广错生在了无所用武的和平年代。在40余年的戎马生涯中，李广统帅汉军与匈奴人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战斗，但是汉军对匈作战的表现却远不如当年对阵项羽那般优秀。
“子不遇时”多像一句谶语，划出了李广悲伤的宿命。连天下闻名的飞将军都无法带领西汉走向远征匈奴的胜利，那晁错还能将他口中那个海市蜃楼般的“必胜之将”寄望于谁？
西汉疆域图
人再强，犟不过命。笼罩在李广身上的那股宿命究竟是什么？是“强大”的匈奴吗？恐怕未必。和体量庞大的西汉相比，人口仅当汉朝一郡的匈奴从来就不是更强大的一方。而纵观汉匈双方的百年战史，主导战争形势的权力也从来就不在匈奴人的掌握之中。《史记·匈奴列传》说：“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足以说明，究竟是谁在主导着战争：曾经在文帝朝三番大举入寇的匈奴人，进入景帝朝以后突然消停了下来。可是无论孝文帝还是孝景帝都没有对匈奴发动过大规模的主动进攻。匈奴的国力也未因为别的原因而遭到明显的削弱。
敌情如故，战争的形势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意味着汉军外战不力的真正原因不在国门之外，而在萧墙之内。孝文帝的高参贾谊在其所著《新书·匈奴》一篇中说：“或曰：‘建三表，明五饵，盛资翁主，禽敌国而后止，费至多也，恶得财用而足之？’对曰：‘请无敢费御府铢金尺帛，然而臣有余资。’”“问曰：‘何以？’对曰：‘国有二族，方乱天下，甚于匈奴之为边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窾贫，盗贼罪人蓄积无已，此二族为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乱国，天下治富矣。臣赐二族，使祟匈奴，过足言者。’”
要御服匈奴，无论采用和平还是战争的手段，都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可是在贾谊著书的当时，汉朝的经济力量却有相当部分不受孝文帝的控制，而是掌握在“二族”的手中。
所谓“二族”，根据阎振益和钟夏两位先生的解释，该是指邓通和刘濞。前者是富可敌国的异姓豪族，后者是财雄一方的诸侯藩王。这两部“印钞机”霸占铜山，铸币制钱，以致“邓通钱”和“吴钱”周行天下，无所不有。
刘濞
要收取邓通的财力并不困难，毕竟这位佞幸大臣不过专倚孝文帝的宠幸。一旦宫车晏驾，新君孝景帝一纸诏书就可以把他扒得干干净净。可是同样事情一旦换到了刘濞的身上，要从他那儿虎口夺食，汉廷就非与之兵戎相见不可了。
七国之乱让西汉王朝经历了三个月的剧烈阵痛，也让端坐在未央宫里的孝景帝如噩梦初醒。
如果说在战争爆发前，孝景帝还将远在北方的匈奴视为手足之疾，而把刘姓藩王们认为肘腋之患的话，那么战争爆发之后，他的看法恐怕就大不一样的：这些分封于东方和南方的刘姓王爷们其实和北方的匈奴一样，也不过是疾在手足而已，真正的肘腋之患近在宫墙之外——以周亚夫和窦婴为首，那些率军戡乱的异姓军功贵族才是孝景帝最大的隐忧！
要说明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异姓军功贵族对西汉皇权的威胁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高后八年（前180年）发生的诸吕之乱。想当年，周勃等人假托“安刘必勃”的所谓高帝遗诏，诛灭吕氏，擅行废立。
他们斩绝高祖嫡脉的罪行已经证明了异姓军功贵族的巨大危险性。故而孝文帝上台后，不但不对诸吕之乱的“首义功臣”周勃倾心相待，反而两度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不仅周勃，其余的列侯功臣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因为孝文帝宣布所有不担任现职的列侯功臣都要返回封国，不得留居长安。
至于那些还在朝任职的列侯功臣，则必须以太子代替他们之国——一旦离开帝都，返回封国，就意味着从此淡出汉廷的权力核心。孝文帝就像挤脓水一样把这些开国将军和他们的军功二代一点一点地挤出长安，然后将空出来的职位誊给新晋的文官智囊。这个过程注定布满坎坷，文帝最倚重的谋臣贾谊正是在列侯功臣的反击中沦为了无辜的牺牲品。
贾谊
可是贾谊虽然遭到了放逐，汉廷推动文治更化的决心却并未动摇，到孝景帝刘启执政之初，继贾谊而起的新一代文官智囊晁错已经做到了御史大夫的副贰之位。只要再进一步，升任宰相，西汉的文治更化进程就将以文官智囊的最终胜利而宣告结束。
令人惋惜的是，就在功臣武将们即将被扫入历史的尘埃之时，贾谊的削藩策却激而生变——七国之乱爆发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让将军们的影响力死灰复燃。他们不但逼迫孝景帝杀死了晁错，而且在战后建立了新的权力秩序。周亚夫和窦婴凭恃战功，势力已经膨胀到了满朝文武无人敢与亢礼的地步。连孝景帝都惴惴不安地感叹“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治世先文臣，国难思良将。发动战争只会增加功臣武将们说话的分量，打断西汉文治更化的进程。
一场只延续了三个月的七国之乱已经成就了周亚夫和窦婴两位军功巨头，如果汉廷还要主动与匈奴开衅，那么国家很可能在旷日持久的对匈战争后倒退回军人政治的时代，到那时连皇帝本人都有可能受到军人政治家的挟制。相比于这样严重的后果，匈奴人在北边的小打小闹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孝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举入寇，烽火传警长安。老上单于在关中腹地整整逗留了一个月，才在汉军的大举反击下被迫撤退。
刘恒
一个月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汉军的还击完全是事出仓促的应激反应。即便匈奴人此前已经有过大举入寇的恶行，但汉文帝仍未在北方边境上做出过强有力的军事部署。既没有与匈奴展开大战的准备，事到临头才仓促集结兵力，所费的周期当然就长了。
就在匈奴屡兴寇兵的那段时间里，太子家令晁错向孝文帝呈上了一篇《言兵事疏》，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匈奴问题的思考，提出择将、练兵、收编游牧武装等多项建议。而面对晁错的慷慨陈词，孝文帝回复却是十分婉转迂曲：“文帝嘉之，乃赐错玺书宠答焉，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是什么让孝文帝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呢？就是高皇帝遗下的军功集团势力太强，孝文帝无法完全掌控军队。这是他有口难言的苦衷。
军功集团的强势不但构成了对皇权的严重威胁，更妨碍了军事改革在汉军中的推行。要知道，与匈奴人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中原战事。面对着机动能力空前强大的游牧骑兵，西汉必须改进军队的兵力结构与战略战术，建立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强大的机动武装。
可是从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形势来看，没有功臣武将的支持，皇帝连调动和指挥军队都成问题，这当口，又哪儿能奢谈改组军队的事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