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之后“官”和“吏”地位天差地别，互相利用也互相提防
“官”与“吏”的区别，汉朝以后天差地别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随着世卿世禄制的逐渐崩溃，古代便开始逐步进入精英统治时代，大量士子通过自己的学识打动诸侯王，从而谋取一官半职，而其他同样拥有一技之长，却无法入朝为官者，便依附于这些官员，从事具体工作，在那个时代他们被称为“门客”，而“门客”其实就是早期“吏”的雏形。
到了秦朝，随着“三公九卿制”的颁行，世卿世禄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所有朝廷官员皆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免。不过，由于当时尚未诞生官员选拔系统，这个早期的官僚体制并不完善，地方也仅有郡守、郡尉、郡监、县令、县尉等高级官员由朝廷任命。
可是，一郡、一县之地何其大，要管理如此大一片地方，仅凭这些官员自身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更好的治理地方，他们只能从当地选拔一些有学识者作为自己的帮手，协助自己处理具体事务，而这些人便是“吏”。例如曾经做过泗水亭长的刘邦，以及在沛县做主吏掾的萧何和做县狱掾的曹参，其实就是“吏”的角色。
到了汉朝，官僚系统进一步完善，“官”与“吏”的称呼开始正式出现，虽然两者的界限仍然不是很明显，但区别却已经开始呈现。《汉书·百官公卿表》将国家官吏分为三类，即主官、长吏和少吏，但这三类其实又可统分为两大类，两者的主要界限便是俸禄，俸禄在两百石以上者为“官”，俸禄在两百石以下的则为“吏”。
九品中正制
到了两晋南北朝，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影响，朝中官员多为豪族门阀出身，这些人要么学识不高，要么忙于应酬，手中的事务自然需要他人代劳，而寒门学子由于入仕无门，也只能依附于这些官员求生存，于是隶属于这些官员的门吏便出现了。这也形成了此后吏员的一个典型特点，那便是不再食国家俸禄，而是由官员私人买单。
因此，自南北朝以后，吏员便成为了官员自行挑选的工作人员，不再隶属于朝廷体制，多由具有一专之长，却又入仕无门者担任。同时，自唐朝科举大兴之后，朝廷禁止吏员参加科举，使得官员和吏员完全剥离，官员特指那些有品级、有俸禄的朝廷命官，而吏员则特指那些不入流、依附于官员的办事人员。
“官”与“吏”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算计、相互提防
汉朝以后，为了遏制地方豪强的出现，本土任官基本就被禁止了，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皆为外地流官，这些官员一般三年一考核，无论政绩如何，都必须挪窝前往他地为官。
可是流官制度的出现，又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便是朝廷官员对于地方的民风民俗民情根本不了解，甚至可能语言都不通，如此根本不利于官员治理一方。因此，这些官员便需要一些熟悉当地的人员辅佐自己。
同时，古代最基层的县官，一个县也就县令、县尉、主簿等那么几个人，必然也需要人帮助自己处理具体事务，而异地为官的他们，又无法带太多的随从，自然也需要从当地找一些能员干吏。于是，古代官僚制度中的重要组成——“吏员”，就这么出现了。
官员和吏员之间的关系，其实极为微妙，双方既相互依存，却又相互算计：
一方面，官员需要吏员帮助自己处理具体事务，例如公文的起草、抄写，又如盗贼的抓捕、缉拿，再如税赋的催收、入库等等，可以说一任地方官能否做的安稳，能否做出政绩，很大程度源于吏员的能力水平和尽职程度。与此同时，吏员虽然有一技之长，但却要依附于官员谋生，毕竟他们可没有编制，薪水乃是这些官员们发放的。如此一来，双方便形成了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
另一方面，吏员由于多为本地人，因此不少吏员都与当地士绅豪强有来往，结党营私、损公肥私现象屡禁不止，账目上做点手脚，税赋上克扣一点，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而朝廷命官由于很多不熟悉具体政务，对于一些弊端遗漏根本注意不到，结果便是很多朝廷命官虽然自己没有贪污渎职，却往往因为吏员的贪赃枉法而遭受惩处。
此外，科举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便是选拔出的官员“不通事务”，也就是说虽然学识出众，但却并不具备具体的执政能力，而那些吏员因结果便造成很多地方事务都是交给吏员来做决断，久而久之吏员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明末的顾炎武便曾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结果，不少地方官反倒被吏员架空，这自然让官员们极为不爽。
如上，古代的“官”与“吏”有着明显的区别，且在大多数时期，官员的地位远在吏员之上，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影响，官员与吏员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算计，相互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