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后，城市的规模和结构也大体确定下来，随着城市吸纳外来经商人员的增多，为了便于官方控制管理，城市中形成了严格的坊市制度。

例如，唐代都城长安，皇城在城市最北面，在皇城的对面为百官、市民居住的地区一坊，皇城左右两厢为商贾百工聚居的贸易区，即东、西二市，城市布局体现了坊市制度的典型特征。随着人口增加、商业扩展与繁荣，这个制度逐渐难以维持，至后周时，即已出现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的景象。

坊市的布局逐渐不能适应城市与商业发展的需要。宋初虽对城市进行了扩建，但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按照旧来的坊市制度，“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上，以警昏晓”，这种街巷鼓楼是专门为关闭坊门而设立的。可是到了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这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际需要，坊市旧制逐渐为人们所摒弃，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宋朝城市已无坊、市之别，街衢上到处可以开设店铺，时间限制也被冲破，出现“夜市”。

由于城市居民与商业的迅速发展，店铺开设越来越多，往往侵街占道，阻碍交通。同时，商业发展突破城墙的限制，在城门外建立定期的贸易场所一草市，宋朝政府对此也予以认可。

周边草市的繁荣发展，形成了城墙外的新市区，如南宋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南宋诗人姜夔曾赞叹：“武昌十万家，落日紫烟低。”南市甚至成为鄂州的主要市区，这是打破城郭限制之后，城区发展所展现的一种新的气象。

1、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

宋朝因商业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加之城市外围形成了“草市”等新居民区，因而城市人口即坊郭户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的增长，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如北宋都城汴京，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新旧城八厢，共计97750户，而在开封府新城以外，大中祥符二年(1009)所建9厢14坊的户口尚未统计在内。

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户达20万，若每户平均5人，则人口当在百万以上。

南宋临安城市人口亦相当可观，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知府报告：

“（临安）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

外城如此，城中更甚，江商海贾汇集，人口在百万之上。余如武昌、扬州、成都，都是熙熙攘攘、人口密集的大都市。

宋朝共计351州军，城市人口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若其中150州平均2000户为城市人口，计有30万户。 150州为700户，50州为300户，当为12万户，州城人口总计42万户；全国共1000多县（去州治所在县城），其中500县均千户为城市人口，计50万户，300县为500户、200县为300户，共21万户，县城总为71万户；全国计有1800个镇市，其中1000个为500户，800个为200户，镇市户口总计66万户。加上汴京、临安等各都大邑的户口，当在200万户以上，占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1600万户的12%以上。

宋朝城市人口数量之多，所占全部人口比例之大，让人惊叹。

2、城市管理体制的变化

宋朝城市管理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从以前的“坊”、“市”区分治改为“厢坊制”，以北宋汴京为例：

汴京新旧城被划为十厢，新外城又划分为九厢，每厢分辖若干坊，从1、2坊到20坊、26坊不等。诸厢之上设公事所，以担任过通判、县令的官员主管其事。 “厢官之名，取廊庑间分职佐治之义。今之城南北厢比通判资序，盖比拟开封府左右四厢旧制也。”

各厢根据管辖坊数户口多少而设置人数不等的厢吏，每500户以上置所由4人、街子3人、行官4人、厢典1名；500户以下置所由3人，街子2人、行官4人，厢典1名；内都所由于军巡差虞候充，其余并招所由。

南宋高宗朝临安也设厢官统治，诸州县城镇户口则按城镇户口编制管理。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四月下诏规定：

城外草市、镇市内保甲不许编入乡村都保，如不及一保者，则令厢虞侯、镇将兼管。

把这些草市镇的户口编入坊郭户而与乡村户区别对待，表明了这些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与政府对城市管理的重视。

到南宋孝宗时期，城市管理体制向三个方向发展，在多数大州、府城内继续实行“厢坊制”，少数大中城市实行厢统界，界辖坊（巷）的“厢界坊制”，而小州、军及县城内则实行“隅坊（巷）制”，“隅”是城市为消防及管理方便而划分的区划，以“隅”统“坊（巷）”，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又一创新。

3、城市中各种“行”与“作”的大量增加

宋朝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密，行业门类也逐渐增多，从隋唐时期的112行发展到南宋时的414行，这些“行”按性质大致可分为三类：

1.手工业作坊。

手工业的同行组织或称“作”，分为官府作坊和私家作坊。

官府作坊主要集中于汴京、临安等大城市，汴京城中有修内司、八作司、书艺局、绫锦院、内酒坊，等等。这类作坊规模较大，人数较多，但极少进行商品生产，主要为官府特别是皇室的用度服务。

私营手工业作坊有专门制造产品的，如伐木、造船、造纸、笔墨、砚的制作，等等。有的在制作产品的同时兼营买卖，这类亦商亦工的作坊，在城市作坊中比重较大。

2.各种商业行铺。

商业行铺中，生活消费品的买卖占主导地位。如汴京东华门外，商铺林立，皇宫所需物品多买卖于此，凡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金玉珍玩衣着，买卖的都是天下新奇的物品。商业行铺中往往是同一行设在相同街道坊巷，顾客购买时可货比三家。

在行铺当中，涌现出经济力量极其雄厚的大行铺，如交引铺、金银铺、彩帛铺等，成为商业资本的代表，而以典当起家的库户或钱民，则是高利贷资本的代表，他们在当时社会经济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3.服务性行业。

其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中饮食业所占比重甚大。以酒楼为例，东京的“正店”酒楼就有72家，其余的小酒馆谓之“脚店”，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往往依托于大的酒楼，正店酒楼往往经营规模极为庞大，利润丰厚。

饮食业外，茶坊、浴堂等服务性行业也大量存在，其中的浴堂有“香水行”之称，颇得外国观光者的称赞。这些行业中容纳了大量的下层百姓，使他们得以维持生计，如有专门锤取莲肉供应果子行的人户，有专门切草以供应养马之家的民户，这些都是属于服务性行业的。

4、镇市和墟市的发达

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突破城墙的限制，与广大农村有密切联系的镇市和墟市有了广泛的发展。

先看镇市。

镇最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置的，具有要塞、堡垒的性质。宋朝除西部、北部沿边地区一些因军事驻扎而发展起来的镇市外，内地大多数的镇市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政府设镇的标准主要以经济的繁荣程度，即“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

镇的主管官员由原来的镇将改为镇监。他的职责包括巡逻、捕盗、防火等，而最主要的为征收赋税。一些人口和税收较多的墟市可上升为镇，在宋朝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常熟的6个镇市，其中的梅李镇就是梅李（墟）市发展而成，庆安镇是由石闼（墟）市上升而成。

北宋熙宁年间由市上升为镇的有106个，其中经济较发达的京东、京西两路超过40个。元丰年间，全国镇市的总数达到了1956个。

镇市处于州县和乡村的中间环节，它在经济发展、贸易交换、商税征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有的镇市以其独特的手工技艺而闻名，如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的镇以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如密州之板桥镇、秀州之青龙镇。

有的镇市税收比辖属它的州城重要得多，如海仓镇为12921贯，而莱州仅为6241贯；固始镇为9200贯，而光州仅4952贯。因而随着人口、税收的进一步发展，一些镇市会上升为与辖属它们的州、县平级的行政区划，如京东路的密州板桥镇，在哲宗元祐三年(1088)设立市舶司，上升为胶西县。

镇市有固定的交易场所，有各类行铺和作坊，在地方贸易交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看墟市。

墟市在乡村设立，又称草市，是进行交换活动最为古老的形式，它们基本上都是按干支排列的定期集市，有隔日一集的，也有三数日一集的。

宋朝草市中靠近城市的，逐渐变为城市的外厢，成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般乡村中的草市，则成为广大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进行交易的最直接的场所。

在草市上，可以买到酒，也可以吃饭，而当“人户住坐作业”的小商铺逐渐增多，草市发展到相当繁盛的时候，便能够上升为镇市了。宋政府在墟市、草市设立了最基层的税收机构——场务，如开封府界共41个商税税务，其中有三个设置于村市。

墟市也纳入官方的税收体系，在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农民们、小手工业者也可以用其所有的粮食、柴草、布帛之类换回盐、茶、农具，等等，有助于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满足农民生活的需要。

除此之外，在一些大型城市中固定的地区有定期的集市，如东京大相国寺的集市，“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买卖各种日常生活消费品。还有专门性商品买卖的定期集市，如成都府的药市及某些地区的蚕市、花木果药什物等，这类专门性的集市，为商人的购销提供了便利，同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往往成为传统而延续数十百年。

6、全国区域市场的发达

宋朝突破了地方市场的限制，形成了更为广阔的由若干个地方市场组成的区域性市场，并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按地域划分，可分为以下四个市场：

(一)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

当时河北、京东、京西诸路和开封府的商品以此区域市场为主要流通场所。

这个地区在五代时期因战乱一度衰落，在北宋初年逐渐恢复过来，市场也日趋活跃。当时的都城汴京拥有百万以上的居民，周边又驻扎了数十万大军，因而需要大量的粮食、燃料等物品供应。加之北宋时北部边境一直是宋辽战争的前沿，军需物资倍增，因而这一区域市场一直较为活跃。

在统一南方诸国之前，此区域主要通过黄河、广济河等几条河道，将京东、西各地物资运送到汴京，等到统一南方诸国后，就仰仗汴水转运东南六路的商品，本地区的丝织品、瓷器、书籍和铁器等也流向东南市场。

为政治中心和军队服务，是这一市场的重要特点，故而其在南宋因政治、军事形势的巨变衰落下来。

(二)以东南六路为主，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

这是宋朝最繁盛、最重要的区域性市场。

首先，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的活跃创造了有利条件。两浙、江东是宋朝农业高度发展、手工业产品最为丰富的地区，在此基础上，这一地区的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尤为兴盛。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形成了多层次、相互交叉的交易网络，如杭州拥有11个镇市，31个市，建康府有14个镇市，29个市，就是常熟一县也有6镇9市，这些城市、镇市、墟市相互交叉结合，满足了社会各阶级生活需要，也推动了商品经济在不同地区的发展。

其二，市场网络与社会各阶级发生了广泛的联系，甚至社会最底层也被卷进商品交换。在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广大农民与城市几乎是隔绝的，有的农民甚至“终身不入城市”。

而在宋朝两浙、江东等商业交换发达的地区，与之情况大不相同，不仅一般农民，甚至佃农也被卷入商品交换之中。

佃户出售的不仅是余粮，也包括鸡豚、布帛、柴炭之类副业产品。城镇手工业产品通过这些初级市场到了农民手中，而城市所需的一些农副产品也通过这些墟市、草市得以顺利集中。这样的区域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削弱自然经济而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同时也推动农民向小商品生产方向转化。

其次，东南地区便利的交通条件特别是水路交通条件好也是推动商品交换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南市场有长江横贯东西，又有汴水和江南运河纵贯南北，把全区和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连接起来。因此，沿汴水和长江流域集中了宋朝许多重要的城市，如杭州、苏州、扬州、鄂州、芜湖、沙市等等。而东南市场又处于沿海地区，因而形成了温州、明州、泉州、广州等著名的海上贸易港口城市。

东南市场的发达，城市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这一地区商税收入的增加。

据宋神宗熙宁十年以前商税征收情况统计，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计204座，而在东南地区就有64座，占总数的31.8%。

如果将川峡地区铜铁钱按1：10折算，那么该地税收万贯以上的城市要大大降低，而东南地区的比数将上升到40%左右。东南市场是宋朝茶盐、粮食、绸绢最大产销区之一，这个区域性市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和西北市场，而且是与高丽、日本、海南诸国进行海外贸易的最发达地区。

同时，由于东南市场的繁荣，带动了周边地区特别是广南东、西路所组成的两广市场的发展，两广市场地多人少，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较落后，经过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发展，经济上才有了一些起色，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但它基本是从属于东南市场的。

再次，宋朝东南地区市场发展存在不平衡性。

只有在两浙、江东诸路才代表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的最高水平，而从此往西，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则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相对下降，商业市场的网络也就稀疏不密了，而在湘江以西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情况就更加不同了。因而对于宋朝东南市场对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应有客观的估计和评价。

(三)以成都府、梓州和兴元府为中心的蜀川诸路区域性市场

该地区同外界的交通较为困难，故而形成一个自成系统、较为封闭的贸易区。这一地区茶盐、布帛等商品贸易非常发达，是世界上最先使用纸币的市场，并且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保持频繁的商品交易，还支援了西北市场。

但这个区域性市场的不平衡性是最为突出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农业、手工业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了市场发育的严重不平衡。在成都府、梓州、利州的河谷地区，如遂宁、汉中等地，商业交换是很发达的，尤其是成都府，不愧为“天府之国”。

它以其丰富的产品促进了夔峡诸路贸易，并且有力地支援了汴京特别是西北市场，这里是蜀川市场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川峡诸路还拥有为数不少的镇市，成都府有163个，利州路120个，连夔州路也有79个，这些地区的茶市贸易和井盐生产较为发达，它们同时也是草市、墟市所在地，在东南市场上形成的地方性的两种初级市场，在这里合而为一了，因而在这一地区镇市虽多，却没有形成东南、北方诸路那样四通八达的商业网；在戎、泸州以及夔州、利州路的一些山区，因与最初级的交换场所“坝”或“镇”相距遥远，连寻觅购买茶盐的场所都很困难，更谈不上蛛网式的商业市场了。

总的来看，尽管这一地区市场发育极为不平衡，但它仍是宋朝一个重要的区域市场，对于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以永兴军、太原和秦州为支点的西北市场

本地区的木材、食盐、煤炭产量丰富，在宋朝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就产品种类的丰富程度看，这个地区无法和东南地区、北方地区相比，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川蜀市场的支援。然而由于其处于西北边防，在市场的发育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一是表现在它受政府控制和引导，和西北诸族进行贸易，以茶叶、布帛等物品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 二是因抗击西夏入侵，在秦凤、环庆、泾原等路驻扎了40万以上的大军，军队需要消费大量的物资，丰厚的回报吸引了各地商人前来，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市场。

政治、军事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三者对于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这样的推动作用不仅存在于西北市场，在宋朝包括汴京、临安这些百万以上的都市中，都聚居了大批封建统治者、食利者和剥削者，他们消费了大批物资，消费的意义大于生产的意义，是我国古代城市的一个共同特点，而在宋朝城市，特别是西北沿边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西北沿边商税收丰厚，相对于内地生产发达的州军也是偏高的，但因该地为宋朝边防重镇，屯兵数十万，因政治、军事需要形成的城市消费需要组织大量物资运输供应，宋政府也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商人去沿边入中粮草，从而吸引了大量商人，因而沿边州军税额虽高，而一些前沿堡寨仍能征商并保持城市的繁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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