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开源之术、节流之道，对明朝有何影响？

在张居正改革期间，明政府财政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万历六年，财政支出远大于财政收入，存在着150多万两白银的赤字，这无疑说明了当时的财政危机是客观存在的。

到了他执政末期，北京仓库储存的粮食足支十年。太仓库储银达到600万两白银以上，而且这种存银正常情况下不会动用。

太仆寺、南京的仓库也分别存有白银400万两、250万两。省库也同样储满了粮食和现银。

张居正“开源”与“节流”并重，在明政府财政近乎崩溃的情况下力挽狂澜，不仅救了一时之急，更是为万历皇帝留下了丰厚的改革遗产，为后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明史》对张居正评价颇高：张居正于神宗初继位之时勇挑重担，改革积弊，通晓时变，不能说不是济世安民的人才。这一评价是十分公允的。

清丈田亩

万历九年，据《明史》记载，全国查实征粮田亩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的四百二十二万顷税田数增加了二百七十九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清丈工作成果斐然。

清丈田亩的大力实施拓宽了税基，重新分配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税收负担，查清了许多被隐占的田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追缴欠银

财政收入之所以在张居正改革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张居正以考成法为工具追缴以往地方因各种原因积欠的税款。

在张居正改革财政之前，地方官员与地方豪强等势力勾结严重，正税田赋借故拖欠实属寻常，按时足额缴纳近乎痴人说梦。

在张居正将税收征缴情况纳入考成之后，地方官员为了自身的官位与前程，不得不六亲不认，对地方豪强地主等势力痛下杀手，逼迫完税。

张居正成功分化了地方势力，使本利益趋同的地方官吏与地主阶级出现了对立，如此一来，赋税按时缴纳，积欠也不断查清，国库日益充裕。

万历九年，张居正向神宗奏称，由于以财政责任考成官员政绩，税收得以按时完纳，如期征解。

兴修水利，鼓励农商互利

明代财政以农业为依托，因此，发展农业可以有效提高财政收入。为促进农业发展，张居正举荐潘季驯治河，并不计成本大力支持。潘季驯在谨慎的调研下以自己独创的“束水冲沙法”治河。

但水利工程工期漫长，耗费巨大。万历六年，潘季驯开始治河。开始时动员了5万名劳力，一年多以后，劳力达到10万人以上。总共塞过大小决口139处，兴建了超过30英里长的新堤，拦河坝、涵洞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此外还栽种了83万株低柳。

如果全额支付所有物资与劳力，成本总额保守估计也将高达250万两以上。当然，成果同样是显著的，潘季驯改变了黄、淮两河漕运常年不通的境况，使两河流域数十年弃地改为农桑，不仅减轻了两河沿岸百姓所受水患之苦，还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财政收入。

张居正突破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商业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不拘一格，眼光超前。他认为农业与商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他认为应减轻劳役以利农，减轻商税以利商，把农业生产与商品流通相结合，以达到农商互利的目的。

裁减冗员

明朝的行政机构发展到万历时期已经十分臃肿。机构庞大带来的是人员众多、相互推诿，政府的行政效能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大大降低。

张居正以考成法为工具，裁撤了大批不合格的官员，同时对中央到地方各机构进行重新的归并梳理，严格禁止地方私招吏员，革除了许多编制之外的官吏臣员。

据《国榷》所载，万历九年中央冗员被裁419人，地方冗员被裁902人，裁撤人数达到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之多。如此之大的裁撤力度不仅整肃了官场风气，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更是省下了一大笔禄米支出。

万历三年，为了进一步压缩开支，张居正向神宗呈递《请饬学政疏》。在奏疏中他提出整顿各府、州、县学，缩紧学额，以减少政府为生员提供免费膳食的花费。

在张居正的整饬下，各地童生必须通过考试进行选拔，合格者方能入学，同时，将考试不合格又已入学的生员罢黜为民，以矫正各地入学生员过多的倾向。此举一方面是对生员的激励，一方面又淘汰了不合格的生员，节省了财政支出。

削减军费开支

张居正通过增强明军的实力与尽量维持边境和平来避免发生战争所需要的高额支出。

嘉靖末年，在戚继光等将领几次大捷后，倭寇之乱已基本平息。隆庆年间，在以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内阁大臣与宣大王崇古等官员的通力配合下实现了隆庆和议，北方边境的蒙古各部与明通商，很少再起干戈。

据《明史》记载：在东起延、永，西抵嘉峪关的边境千里防线上，从此百姓安心经营，军队放心屯田，每年省出的费用达到十分之七。

而为了防范北方蒙古各部与辽东建州女真的持续袭扰，张居正先后调任戚继光、李成梁等能臣干将主持蓟州与辽东军务，斥巨资购置火器加强明军战力。

戚继光与李成梁在边境整顿军备，大规模屯田，边军战斗力提升很快，在明军的威慑下，数十年间，边衅不起。

整顿驿递

明政府在交通干线沿途设有驿站并拨付专款，由品级不高的官吏负责管理以传递消息，且负责接待来往公差，提供旅费。由于沿线州县的百姓需充当车夫等以服差役，且需提供交通工具，因此，驿递制度可以说是压在沿线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

驿站在明初管理颇为严格，沿线百姓负担尚轻，但随着嘉靖时期驿递制度大变与吏治逐渐腐败，身为官吏或与其沾亲带故之人便均打起了免费乘车船，免费在驿站吃住，甚至索要钱款的主意。

很快，驿递制度就成为贪便宜的工具，驿款年年增长，增额均加派给百姓，时间一长，有司不胜其烦，百姓不胜其苦，驿递制度成为了一大弊政。

张居正决心整顿，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官员公器私用，并规定除公差外，均不得使用驿传。

这一点上，张居正颇能以身作则：张居正的儿子回乡应试，张居正再三叮嘱，出钱雇请车马送儿子回乡应试，不许其使用驿递；张居正之弟需回乡养病，保定巡抚得知后主动发给其勘合作为凭证以使用驿递，张居正得知后不仅责令其弟归还勘合，还严厉惩处了保定巡抚。

在张居正的表率作用下，驿递供应之繁得以大大减少。整顿驿递既纾解了民困，也减少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

倡导宫内节用

张居正的宫内节用思想从隆庆二年他向穆宗所上《陈六事疏》中就有具体的呈现:

臣窃以为天之生财，在官在民······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

从奏疏中可以看出，张居正认为，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皇帝应该克制自己对于物质追求的欲望，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厉行节约。

这以一种典型的以节流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思想。从起草神宗的继位诏书开始，张居正始终不遗余力的以各种方式倡导宫内节支少用。

虽然在即位诏中表达改革决心以体现新君体恤臣民是惯常的举措，但张居正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尽力缩减了宫廷开支。

由高拱和他起草的神宗即位诏中通过蠲免本折、召回派遣官员等方式减少宫廷用度的条款共计八款。

《明神宗实录》记载，此后他先后谏阻内承运库召买金珠,慈庆、慈宁两宫修理见新,并使神宗皇帝罢元夕灯火、减省宫中宴饮诸事。

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里，张居正常常据理力争或是利用李太后与冯保的影响使神宗被迫压制了自己对于金银器物的贪婪。

张居正死后，神宗开始肆无忌惮，不断膨胀宫廷用度，变本加厉地搜刮民间，如派出矿监，以太仓银入内库等。

这并不能说明张居正在倡导宫内节用方面没有尽力，恰恰相反的是，很可能是张居正生前过于压制神宗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使神宗在张居正死后基于补偿心理而大肆铺张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