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为何不称帝？司马光：因为教化和风俗
曹操把孙权的书信拿给大家看，说：“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但侍中陈群等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都趁机劝谏说：“汉朝的统治实际上早已结束，并非只是今日。殿下您的功德如同高山一样巍峨，天下人都寄希望于您，所以孙权在远方向您称臣。这是天意在人间的反应，所以异口同声，殿下应该正式登基称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曹操于是说出了一句名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即：如果上天要我做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明确表明了自己不称帝。
那么，曹操为何不称帝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少分析，我们就不一一详谈了。在这里，我们只跟大家介绍宋朝大历史学家司马光的看法。
在司马光看来，曹操是一个粗暴强横的人，加上对天下建立的大功，他不是不想称帝，他其实想称帝很久了，只是碍于当时的教化和风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才不得不克制住自己想称帝的欲望。
司马光认为，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风俗是天下的头等大事，但昏庸的君主和庸俗的官吏却对此疏忽，不加以重视。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教化和风俗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
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之初，就十分重视教化和风俗。西汉末年，适逢汉朝中期衰落，群雄蜂起，天下大乱，汉光武帝以一介平民之身奋发起兵，继承恢复了祖先的事业，征伐四方，终日忙碌，没有空闲，却仍然十分重视教化和风俗的培养，能够在征战天下的同时推崇儒家经典，以宾客之礼延聘儒家学者，大力兴办学校，昌明礼乐，所以，武功既完成，教育和感化的德政也普遍推行开了。
汉光武帝之后，汉明帝、汉章帝遵循先辈的遗志，亲临辟雍拜见国家奉养的三老五更，手拿经典向老师请教。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县官吏，全都选用熟悉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人，就是虎贲卫士也都学习《孝经》，匈奴贵族的子弟们也要到国家设立的学校学习。
因此，东汉“教立于上，俗成于下”（教化建立于朝廷，风俗形成于民间），忠诚、厚道、重视道德修养的人，不仅受到高官的尊重，也为百姓所仰慕；卑鄙、邪恶、下流之徒，不仅不被朝廷容纳，也被乡里鄙弃。
司马光认为，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教化风俗之好，还没有象东汉那样兴盛过。但到了汉和帝之后，东汉皇亲国戚独擅大权，奸佞小人得势妄行，赏罚没有标准，贿赂公行，贤良愚劣不分，是非颠倒，可以说一切都乱套了。
然而，即便如此，东汉朝廷仍然能够延续下去，而不至于立刻灭亡，原因何在？
司马光认为，原因就在于当时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人，不惜冒犯龙颜，在朝廷上据理力争，运用公义挽救危乱；下有身为平民的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辈，以民间舆论矫正已经败坏的社会风气。所以，当时的东汉政治虽然污浊，而风俗却不衰败，甚至有人甘愿冒斧钺诛杀的危险，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忠义之心更加激奋，紧紧跟随，虽接踵被杀，仍视死如归。
而这一切，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几个人忠正、贤德，也是因为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所遗留的教化使他们如此。
在那时，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发奋振作，则汉朝的皇统治仍然不可估量。不幸的是，经过伤害、衰败之后，又加上了昏庸暴虐的汉桓帝和汉灵帝，保护奸佞，胜过骨肉之亲；屠杀忠良，胜过对待仇敌；百官的愤怒积压在一起，天下的不满汇合到一处。
于是，何进从外地召来了军队，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以此为借口向朝廷发难，使得皇帝流亡，宗庙荒废，王室倾覆，百姓遭殃，汉朝的国祚已经结束，无法挽救。
然而，当时各州郡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人（除了袁术），虽然你争我夺，互相吞并，却都还是以尊崇汉朝为号召。
为何如此？还是因为教化和风俗。
所以，司马光认为，正是碍于教化和风俗的力量，所以曹操虽然为人强横，虽然建立了大功，虽然很想称帝，却不得不压制住自己的欲望，表示自己不称帝，只愿意当“周文王”。
司马光强调教化和风俗对曹操的约束力，虽然是从维护东汉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有违历史向前发展的规律，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暗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对现今社会治理还是有一定启发作用。
古人所说的教化和风俗，大概就相当于现代哲学里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思想意识正确，三观正，则社会清明、风清气正，正义的力量就会压过邪恶的力量，奸佞小人就无法为非作歹。因此，加强思想意识和三观教育，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