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的量变到质变，看春秋与战国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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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变化

在当前的史学界，比较认同的说法是，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作为从春秋进入战国时代的标志事件。这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以下克上，都是诸侯底下卿大夫抢占了诸侯的合法地位，这是宗法制的彻底崩坏，“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在《资治通鉴》中，就如此描述了三家分晋的后果。同时，因为西周和春秋时，姓与氏是分明的，姓是大宗，氏是小宗，但在战国时，姓与氏开始合流，这些都在证明着氏族的概念弱化，也就是宗法制的崩坏。而也正是因为战国时血缘氏族的解体，战国各国才重视法家，利用国法来取代族规。

同时宗法制崩坏带来的另一变化是，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的打破，封地和官职不再世袭，这也就意味着底层平民开始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一句名言，就出自于战国时期韩非 《韩非子·显学》，这是韩非选拔官员的名言。这两句用于强调国家的文臣武将，特别是选拔高层的官员和将领，一定要从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否则处理政务，领兵作战就可能是纸上谈兵，耽误国家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底层平民的崛起，也有赖于春秋时私学的开始，这也为战国时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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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增长

据推算，春秋初期各诸侯国以及周边的不属于周王朝诸侯体系的蛮夷部落大大小小几乎上千个。这些诸侯国或部落多数属于城邦或部落的形式，一般说来都是以很小的城邑或者大部落为中心，囊括了周边面积不大的小集聚地，实行“国野制”，即将人口分为“国人”（即城邑内人口）和“野人”（城邑外人口，主要以农奴为主）。根据现如今一些较为可信的专著的观点来看，葛剑雄先生《中国人口史》和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分别推算战国人口约3000~4000万，而春秋大约为接近2000万。

那么从上面的推算来看，造成这种城邑制诸侯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口的缺乏，其实也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原因，耕地的产量极低，人口无法凭借稀薄的口粮增长，军队也无法依靠更多的粮食出太远的地方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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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原因则是不从属周王国体系的诸多蛮夷大量存在于诸侯城邦联盟的隙地中，并且掌控的力量极强，牵制了诸侯的极多力量。

同时春秋末期，铁犁牛耕开始普及，这里可以从孔子弟子有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这都证明了春秋末期牛已经成为了相当普及的生产工具。也正是因为铁犁牛耕的出现，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使得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人口出现大规模的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带来了更多的土地需求，诸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耕地需求，也自然加强对隙地蛮夷和周围小国的征服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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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态

在上面的生产力阶段我们也可以得知，铁犁牛耕对生产力进行了极大的加强。这时候各个国家在人口的增长和青铜铁器的帮助下，才渐渐吞没了诸多的蛮夷野人部落，从一连串不连续的血脉贵族城邑拓展成了成片的以郡县为基础依托的面状国土，建立起了直接向自耕农征税、征兵役的由新利益阶级统治的国家形态上来。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个变化，春秋时期各国是没有国界线的，以点状分布，而战国时期有国界线，正是面状国土的出现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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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秋战国各种变化的背后逻辑

那么从生产、文化、国家形态上分析了春秋到战国的诸多变化，我们再来总结下其背后的运行逻辑，以图让我们能从深处理解春秋与战国的变化。首先，在文化上，也就是宗法制框架的崩坏，主要是小宗无法满足于自身目前的利益、地位，所以向传统的大宗发起了挑战，最明显的结果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最后，在战国时期，基本已经打破了世卿世禄制的限制，布衣将相层出不穷。

而在生产力上，铁犁牛耕的出现，增大了粮食的产量，也拓展了人口，当目前土地无法承载人口的暴增时，诸侯们只需要适时地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更多的军队，并对城邑间隙地和周边小国进行征服掠夺更多的资源和土地，就能实现一个良性的循环，并不断增长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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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领土的扩大上，也正是因为春秋时大量的城邦隙地蛮夷和周围小国的吞噬下，成长为战国七雄的一流强国，面临着无法再轻易获得新的资源和土地的窘境，这使得各国不得不面对周围与自身差不多体量的强国。这也是为什么战国时期，战争的激烈程度远远高于春秋时期的原因。一个是强国角力无法保留、另一个则是蛮夷外族的压力得到了极大的削弱。

说到这里，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其实就是春秋时期存在大量的无主或者蛮夷者的土地资源，诸侯国只需要抢夺弱小者的资源就可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面对的大都是相当体量或者难啃的骨头，只能拼命利用变法等各种手段，对自身进行强化，并努力地压服对方，抢夺对方的资源与人口。究其本质，也就是利益之争的难度和程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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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与战国，处于的是一个进程，可以说是旧社会里包含新元素，也可以说是新社会里包含了旧元素。总而言之，春秋到战国都是一个量变到了质变的转变，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只不过比较好地卡住了这个时间点，其后面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资源谋取的对象由弱到强，而贯穿整个春秋战国的背后逻辑也就是生存与利益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