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如何在唐朝的复杂关系中，获得雄踞塞北的机会？

契丹的族名，最早文献记载是《魏书·契丹传》：“契丹在库莫奚以东，同类异种，窜于松漠之间”。公元4世纪前后，早期契丹人的生活方式是随着水草牧场的迁徙而变化的。

在民族不断迁徙过程中，契丹生产力逐步提高，形成了最早的部落联盟。

这一时期，关于契丹民族活动的区域，《新唐书》记载：“东距西奚，高丽，南营州，北室韦，阻冷陉山以自固”。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或战争破坏、民族仇杀等因素，契丹人的居住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

契丹与唐朝的关系

隋唐时期，契丹为寻求自身的发展或受到其他民族的压迫，多内附于中原政权。据《旧唐书》记载：“贞观二年（628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

此时，突厥颉利可汗不愿契丹归附于唐朝，遣书请求以梁师都与契丹交换，被唐太宗断然拒绝。契丹长时间受到突厥、薛延陀的钳制、不同部落之间的斗争，使得契丹无法发展壮大，不得不依靠强大的唐王朝进行自我保护和发展。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首领窟哥率领其部众上书唐朝请求内迁。唐王朝同意其请求，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安抚其部众。由上述史料可知：唐太宗时期，契丹接受唐朝封赏，常贡于唐，主动内附于唐，其最重要的原因有二。

其一，唐太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唐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唐太宗对于各个少数民族都采取“视之为如一”的民族政策，各个少数民族纷纷请求内附，“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其二，自然灾害的发生。贞观元年，整个北方草原遭受暴雪灾害，积雪数尺之深，羊马冻死无数，食物短缺，契丹等少数民族为求生存而内附于唐。在这一段时期内，契丹和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和平，两者之间鲜有战争发生。

武则天时期，唐王朝延续了贞观之治的兴盛，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但民族关系却十分恶劣。唐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孙万荣和松漠总督李尽忠杀害了营州总督赵文翙，占领了营州，割地自立对抗唐王朝，也被称为“营州之乱”。

据史料记载，这次叛乱的原因是营州总督赵文翙不尊重契丹首领，“视酋长如奴仆”、“数侵侮其下”，边防将领错位执行民族政策所引起的。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崔明德先生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唐朝民族政策执行的失误，导致民族矛盾，从而引起了双方的战争。”武则天没有继承和发展唐太宗“诚信”、“爱之如一”的民族关系思想，而是采取“蔑视夷狄”的民族政策。

其二，陈述先生认为“北方各族南来，主要为经济目的”。在农业经济的巨大吸引力下，契丹以“饥不加赈给”为口号，向南掠夺，这是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武后遣将击溃其众，大贺氏微”，这次战争对于契丹的打击巨大。

此后20余年，契丹余众逐渐归附于突厥，与唐朝基本隔绝。由此可见，营州之乱是契丹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契丹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契丹在“营州之乱”遭受到沉重的军事打击，损失惨重，其势逐渐衰微，只能依附于突厥。其后，为了摆脱突厥的束缚，契丹借助唐朝的军事援助加快自身的发展，与唐朝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这一阶段的契丹频频朝贡于唐。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从开元二年（714）至开元十四年（726年），可突于入唐，因“不为宰相李元舷所礼”而止。

在这13年间，契丹首领都曾先后入唐朝贡，其中“姿固1次，失活3次，可突于3次，邵固1次，郁于1次。其中，可突于曾遣使入唐朝贡16次”。契丹对唐朝的态度非同寻常，一系列的朝贡和“请婚”，都是为了本民族的发展。

唐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将宗室之女封为永乐公主，赐婚于契丹首领失活。唐开元十年（722年），契丹首领郁于入朝拜贺，唐玄宗将宗室之女封为燕郡公主婚配于他。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将宗室之女封为东华公主婚配于契丹首领邵固。

契丹与唐朝的和亲为什么大都发生在唐玄宗时期，而没有发生在初唐时期呢？

就和亲的功能来看，其主要目的是拉拢、安抚，以达到“以夷攻夷”和“以夷治夷”的效果。唐朝的和亲策略由其政治需要而决定，使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成为唐朝的屏藩，或是制衡少数民族的客观需要。

初唐时期，契丹时降时叛，与唐的关系并不稳定，其实力并不能抗衡唐朝，并不具备和唐朝和亲的条件。唐玄宗时期，突厥受到唐王朝的军事打击，向西而走。

此时，回纥等部落也尚未强大，契丹就成为了唐朝北方边疆的主要隐患。

唐朝统治者为了实现“以夷治夷”的目的，通过赏赐、和亲的方式，使其成为唐朝的藩屏，以达到牵制和制约其他的少数民族，成功稳定了北部边疆。对契丹自身而讲，通过和亲的方式，不仅使其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而且还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利益。

契丹雄踞塞北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益衰弱，无力管控北方民族，回纥汗国的灭亡造成北方草原权力真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方草原各少数民族政权摆脱了来自中原政治力量的干预，减少了草原地区重新统一的阻力。

9世纪末，中原藩镇割据势力陷入混战，无暇北顾，契丹利用这一机遇乘势崛起。据《旧唐书》记载：“咸通中，其王习尔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浸强。”安史之乱后，天下盗贼迭起，北疆多事，契丹乘机兼并了室韦、奚等其他的部落。

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契丹通过兼并战争，综合实力大增，成为回纥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霸主。

契丹部落首领开始率部征讨周边部落，不时侵扰中原。唐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受封为夷离堇，接连用兵于周围的部族和唐王朝北部边境，获得了大量人口和财富。从天复元年（901年）至天佑三年（906年），阿保机频繁征服周边奚、室韦等部族。

随着阿保机对外征战接连胜利，其政治威信和声望被其部族认可。辽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被授予夷离堇。

十月，又被授予大迭烈府夷离堇。天复三年（903年），阿保机进拜为契丹于越、总知军国大事。天佑三年（906年），契丹痕德堇可汗崩驾，群臣请辽太祖奉遗命进立。

辽太祖多次辞让后，接受了群臣的请求。同时，中原各割据政权都希望将契丹引为后援，以此能战胜敌对割据政权。

阿保机抓住这一契机，展开外交纵横捭阖之术，与李克用达成“云州会盟”沉重打击以刘仁恭为代表的幽州割据势力，为契丹的南下争霸减少了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