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韩侍桁发文称：女人说谎比男人多，鲁迅看不惯写文反驳，霸气
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说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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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韩教授认为说谎是弱者特别是女人自保的法宝，这摆明了是在嘲讽女性爱说谎，说女人说谎比男人多，而且是弱者。此文一出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可以想象，当时不满的女性肯定是不少的。但或许是因为韩教授的威望，大家也不敢说什么。
直到4天后，也就是1934年1月12日，《申报.自由谈》又刊登了一篇妙文，题目叫《女人未必多说谎》，作者著名：赵令仪。文章写得很犀利，句句针对韩先生的文章，读来让人很解气。那么这位赵令仪到底是什么人？看这名字应该是个女子，说不定还是个才女。后来大家才知道，此人不是女子，而是我们熟悉的鲁迅，即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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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咱们的鲁迅先生确实是可爱得很，也霸气得很。他写文章一向犀利，为了少惹些麻烦，他一生有很多笔名，据说现在已经找到了180多个了，“鲁迅”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其中之一。而“赵令仪”这个笔名，鲁迅用得不多，此次怒怼韩先生是第一次使用，另一次用是在一年后发表杂文《论“人言可畏”》时，按现代的话来说这就是鲁迅的一个“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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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来替女性抱不平，怒怼韩先生，鲁迅先生这事确实干得漂亮得很！这篇杂文不算长，大家且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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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人是否说谎比男人多的问题，应该是见仁见智的，所以笔者并不想讨论，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和大家品一品鲁迅写杂文的风格，让大家见识一下他的犀利。
全文一共是6段，写得是有理有据。第一段很直接挑明了：我此文就是要和韩先生论一论理。鲁迅发表的杂文很多都是这样，他不赞同的就直接挑明，这次他从韩先生所举的论据上找切入点，所以这才有了第二段的叔本华的例子。
第三段鲁迅指出，韩先生的观点其实并没有统计，都是男人们想当然说的，不能证明是事实。第四段他则一针见血地找出为何男人要这么做。他举了3个例子，一个是安禄山之乱，明明是唐玄宗自己问题更大，却推到了杨贵妃身上；另一个是妲己为纣王伏罪；最后一个是周幽王的第二任王后褒姒。用这3个例子，鲁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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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鲁迅提到了一个当时正发生的事。1933年12月，上海商会决定将1934年定为“妇女国货年”，让女子们平时多购买国货。鲁迅也因此推断出这事如果结果不好，背锅的肯定是女子，而男子们所做的不过先提倡，后责骂。鲁迅的这段文字写得是十分形象的，他对每件事都能看得很深刻。
最后一段他引用了一首妙诗，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鲁迅说这是某男士说的，其实目前更多学者认为这首诗应该是五代时花蕊夫人所作。花蕊夫人是后蜀主孟昶的一位贵妃，宋军压境时，孟昶率将士们坚降旗不战而降，这为花蕊夫人所不耻，所以写了这样一首七言绝句：
《述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诗只有28个字，就将后蜀解甲的十四万将领的懦弱写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其能流传千年的原因。正如清代薛雪所言：“何等气魄？何等忠愤？当令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鲁迅的此文最后写了4个字“快哉快哉”，可见他对此诗也是很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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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鲁迅这篇杂文，单从文学角度上来说，写得是可圈可点的。文章虽小，但却既有论点，又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引用名诗作小结，一气呵成，让我们见识到了鲁迅杂文的厉害，先生当真是霸气得很。鲁迅此文发表后，韩先生并没有再回应，想来他也确实没办法再回什么了。
通过这篇小杂文，我们也能看出鲁迅的性格和为人。他确实是一个嬉笑怒骂皆可成文的文人，看不惯就是一通怒怼，而且怼得有水平。这样的鲁迅大家喜欢吗？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