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关系怎么样？
志同道合
1891年8月，梁启超初见康有为，被其学识所折服, 决心拜师。在万木草堂学习的三年间，梁启超既是康有为的门徒，也是康有为的助手。
1895年春，《马关条约 》签订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梁启超受老师之托带领粤、湘两省举人上书请拒签和约。这就是轰动朝野的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百日维新 ”时期，梁启超一直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 两人一同为新政的拟定与推行而奔走。
从万木草堂到百日维新，这是康梁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虽然两人在某些思想和具体主张上稍有差异（梁启超更为激进），但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貌合神离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友人的帮助下，辗转到达日本。之后，两人的关系几经离合，思想分歧也越来越大，逐渐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
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许多西方的学说，观念迅速更新，他自称：“启超至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谈改制”。在1902年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梁启超直言：“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对此，康有为反驳“教强则国强”，又训斥他“数典忘祖”，两人的辩论已经是针锋相对。
另一方面，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往来密切，也引起了康有为的强烈不满。梁启超两次被恩师勒令离开日本，第二次归日后终于屈服，思想又转至“保皇”的方向，投身于与革命派的论战中。
师徒二人没有彻底闹翻，但已经是貌合神离，这段时间，梁启超的思想一直游离于保皇与革命之间，而康有为始终坚持“保皇”“保教”的主张，一边主持保皇会的活动，一边潜心于儒家典籍，为改良寻找依据，修订、充实《大同书》。
1912年，梁启超给康有为的告别信中写道：“……然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是，弟子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
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走向公开对抗、正式决裂。
康有为无法接受清王朝覆灭的现实，仍然坚持尊孔复辟，反对共和，思想已经全然僵化。他与袁世凯并非同道 , 却迎合了独裁帝制的时代逆流，被当成推波助澜的舆论工具。
老师还停在旧时代的幻梦中，学生却已经大步走向新时代。1917年夏天，张勋和康有为策划了一场复辟清朝的闹剧，这时梁启超再也不顾及老师的面子，他在《反对复辟电》中毫不留情地说“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愧之书生”。
这“书生”指的正是康有为。
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也是满腔怨气，作诗道：“纵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言语之间，竟是指责梁启超背弃伦常，禽兽不如。
自此，他们从昔日亲密无间的师生，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政坛对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康梁二人政治上决裂了，但师生情分仍在。1927年，恩师七十生辰，梁启超专程前往上海贺寿，亲撰《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不久后康有为病逝，梁启超闻讯，立即电汇几百块钱为其成殓。
4月17日，康门弟子设灵祭师时，梁启超宣读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情文并茂，感人至深，过往坍灭不提，只说：“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