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吃蒸鹅死，刘伯温吃御药死，朱元璋为何这么残忍？原因很现实
建国后，朱元璋一边励精图治，一边屠杀功臣。其实，朱元璋防范和杀戮将领的嗜好，早在打江山时期就已经暴露了出来。朱元璋为了防止将领反叛，就规定：出征将领必须把家人留在京城做人质，同时还会派遣心腹去监军。
当年，朱元璋的这个政策就起到了“反作用”，甚至逼反了一些将领，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邵荣造反。
邵荣是朱元璋起兵之后的和徐达、常遇春并列的三大将领之一，“太祖自起兵，所任将帅最著者，徐达、常遇春与荣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最后邵荣却选择了谋反，失败后，朱元璋质问邵荣，说“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邵荣回答：“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邵荣一席话让朱元璋哑口无言。
后来，朱元璋为了“巴结”悍将徐达，擅自作主把大将谢再兴的女儿嫁给徐达。谢再兴知道后，愤怒地说：“女嫁不教我知，伫同给配。又着我听人节制。”结果，谢再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投奔了朱元璋的死对头张士诚去了。
朱元璋明朝建立后，其多疑之心还是没有改变。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丞相胡惟庸，同时被杀的有陈宁、涂节等数人。此后数年间，朱元璋又把胡惟庸扣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把案件更一步搞大，结果牵连的人数达到了3万人之多，令人骇然听闻。
公元1393年，朱元璋又兴蓝党大狱。蓝玉是徐达、常遇春之后的第一大将，但锦衣卫指挥蒋球却告发蓝玉谋反，于是又牵连到1万5千人。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诛杀近5万人，几乎杀光了功臣，到了“元功宿将相继尽矣”的地步。
就连明朝建立的最牛的两大功臣刘伯温和徐达也在劫难逃。有着明朝第一谋士之称的刘伯温在生病时，朱元璋指使胡惟庸送去下了毒的御药，结果刘伯温服用后很快一命鸣呼。而关于徐达的死，根据王文龙《龙兴慈记》载，徐达患有背疽，也就是后背有了毒疮，不能吃蒸鹅，但是朱元璋却赏赐给了他一只烧鹅，最后徐达哭着吃下蒸鹅，吃后就去世了。
除了赤裸裸地屠杀，朱元璋还大兴文字狱。
公元1397年，科举后发榜，取录宋琮等51名，是为春榜。因为录取的人都是南方人，因此被称为“南榜”。于是北方考生联名上书告考官刘三吾﹑白蹈信偏私南方人。于是朱元璋派遣12人去调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南方的文化水平远超北方的结果。然而，朱元璋却为了平复北方考生的怨气，竟然将刘三吾﹑白信蹈等考官列为“蓝玉余党”，加以打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后，身边的文人往往会因为说错一个字而引来杀身之祸，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高启案。高启是明朝初期三大文学家之一，和宋濂、刘基并列。高启曾写下一首《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认为这是在讽刺他，于是怀恨在心。公元1373年，姑苏太守魏观府衙修建在张士诚宫殿的遗址上，被御史张度污为“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于魏观被杀。而高启曾为魏观撰写《郡治上梁文》，其中有“龙盘虎踞”。结果高启被处以腰斩之刑。
无独有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记载一件十分荒唐的文字狱事件。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看了后，大怒，认为其中的“生”就是“僧”，认为这是讽刺自己，于是杀之。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内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作笺者也被处死。
杀的杀，洗的洗脑，朱元璋并没有就此松手，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监察百官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朱元璋派这些锦衣卫去侦查大臣的言行举止。结果在这种特务机构的监察下，朝中大臣无不人人自危。据史书记载：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回家后吟诗一首：“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质问道“昨天做的好诗，但我并没有嫌你啊，何不用‘忧’字”。钱宰听后只得磕头谢罪。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到自己的家乡黄岗，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察看他的行迹，等使者回报说吴琳在家老实务农时，朱元璋才停手。国子祭酒宋讷“危坐有怒色”,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什么发怒，宋讷大吃一惊。
对于百官，朱元璋采取以上三重压迫的方式进行掌控，而对于最基层的普通百姓，他实行了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他将户口分为民、军、匠三大类，详细登载各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通过这些户籍制度，将百姓牢牢的束缚于土地，“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视为游民，则逮捕之”。禁止擅自改变职业身份即籍，也就是农民就世世代代为农民。
朱元璋这样不择手段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他打下的大明江山能在子孙手上万代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