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书架｜从“钱眼儿”看明朝的赋税与国运
《说明：钱眼儿里的皇朝》，李长江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本书作者说他是在进行某种尝试，“走新路，但不一定穿新鞋，这其实是摆布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阅读此书，感觉出作者采用的“宏阔的、全景式的、彼此勾稽的视野，审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历史和文化传承、政治和社会生态变迁、统治者性格和偏好等复杂因素与赋役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的思考和创作方法，大概就是作者所选择的一条颇具特色的税史写作新路吧。作者把明代赋役史称作“钱眼儿”，是十分恰当的。钱眼儿虽小，分量不轻，可透视事关一个庞大王朝的政策设计、体制运作、社会生活的一切图景。
作者说，史家观察明朝的运动轨迹，大多选择政治、军事两大坐标系，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再从赋役的视角切入，相信会有更真实、更立体、更直接、更通透的观感”（32页）。这就与传统的经济史或财税史研究写作有所不同了，更像是一种多重复合式的方法。我的感觉是，作者是在尝试将政治体制（包括军事）和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再将税收财政体制穿插入其间，三者互动，于是在他笔下，社会和制度的变迁便成为一个立体图景了。这其实是一种颇为讲究的方法，与财政社会学原理暗合。如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说的，社会是一个广义的社会体系，由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三个子系统构成，财政是连接这三个子系统的关键环节，或者说，三大子系统以财政为媒介构成了整个社会。
作者认为，税收是王朝兴衰和更替的重要变量。“税收演进和王朝兴替具有时间、方向、深度和广度上的密切相关性和高度一致性。”（49页）这话说得颇有深度。苛征暴敛、取之无度，必然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中国历史上千百次农民暴动和明代中期以后开始发生的城市民变，多数由官逼民反的重税、重役而引发；反之，如果统治者能够做到聚财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方，则必然会财力充裕、国泰民安。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盛世”，可以证明赋税征收的量和结构与国运之间确实存在某种重要的内在关联。
作者以明朝“四公子”之一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入清后在《壮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写的一段文字为例，证实明朝赋税征收不合理必然导致民生维艰、社会溃败和王朝颠覆。侯方域说，明朝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灾祲加之，官吏贪侵渔加之，豪强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加之者七也。于是，百姓之中的富者争相出钱进入学校，狡黠者争相拉关系走后门充当吏胥，用这种办法逃避掉七项负担中的两项。侯方域说，百姓负担日重，而进学校的就免除了，当吏胥就免除了，结果是十人中逃避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以此类推，恶性循环，天下生员和胥吏越来越多，纳税百姓越来越少，“其后逐以百姓加百姓矣。彼百姓之无可奈何者，不死于沟壑即相率而为盗贼耳，安得而不乱哉？”作者指出，“很明显，这是一个纳税人群递减的过程，也是一个赋役负担递增的过程，还是一个淘汰良民的过程。”（36页）。
作者在书中多处谈到万历年间的城市民变，其中谈到的苏州的“织佣之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遂忍不住依据文献再补充一点细节。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孙隆被任苏州织造，受命带收税课。明代官府经营丝织染业，督管此业并为宫廷采办各种丝织品的职官即称织造，而带收，字面就是“连带征收”的意思，用作者的话说，属于“狗拿耗子”式的“跨界发展”，织造干了税务局的活儿。万历二十九年，苏州发生水灾，孙隆不顾民生艰难，大肆搜刮苏州纺织业，结果激起了大规模的城市民变。
历史上，苏州因经济相对富庶，赋税历来比其他地方沉重得多，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曾拿苏州府与真定府（在今河北）做过比较，后者辖5州27县，辖境约相当前者的5倍，但苏州承担的赋税是真定的17倍有余。如当地民谣所说：“杀麦杀禾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被沉重赋税压得抬不起头来的苏州人这回不想再忍了，是年六月初六（1601年7月5日）这天，终于出大事了。为抵制加税，苏州两千织工在一个叫葛成（又名葛贤）的人的率领下奋起反抗，行动颇为激烈。孙隆手下六名随从，被暴怒的苏州人殴杀。吴县人钦叔阳作《税官谣》写道：“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者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
事变发生后第五天，葛成站出来，独赴苏州官府投案，一力承担：“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苏州知府朱燮元却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地方官，虽将葛成收监，却对葛成和抗税的织佣们表达了愧疚之意：“我实不德，以至于斯，尔民何罪？壮士其无辱。”一个官方人士，将造反者称为“壮士”，并告知众人：他在我这里，我会善待他的。朱知府体恤民情的表态，使得局势很快得到平靖。一场城市暴动得以相当平和的方式收场。在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的古代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有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在抗税者重重包围苏州织造局的紧急时刻，孙隆曾请求朱知府派驻兵镇压，但遭到拒绝。朱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孙隆却也无可奈何。
10年后，葛成63岁时被释放出狱，民间称其是“喜神”，百姓将其画像张贴在家中，祈求全家平安无事。作者告诉我们，清康熙年间，苏州民众自发为葛成立碑。如今，葛成墓仍在，位于苏州山塘街青山桥东。更多历史细节，可通过查阅吴奈夫的《关于葛成领导的苏州织工斗争》、潘树广的《明末苏州织工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和吴钩的《明万历“织佣之变”中的“激变良民”》等文献了解更多。
此次重税激起的是城市民变，而不再只是单打一的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变化。作者讲述了这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并敏锐地留意到，动辄万人的民变，是市民阶层和反对宦官集团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场联合行动，连书生和乡绅也加入暴动队伍中间，“是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122页）。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就在这种城市民和农村中的暴力反抗中一点点地销蚀殆尽，所以民间一直有“明非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的说法。
一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能把税收这类专业性很强的文章写得如此生动有趣、雅俗共赏并不容易，弄不好或失了学术品味被专业人士挑眼，或枯燥乏味。作者显然并未受困于税收专业性和作品可读性两相结合的难处，而是从赋役视角切将进去，将大明皇朝的一幅全景图呈现在读者面前，影像通透，脉络清晰，层析分明，有声有色。作者堪称税史写作的高手，出手不凡。
无论什么时代的税收，公平正义都具有价值的优先性。征税须具有正当性，应将政府征税权置于国民的财产权之后，税率的制定和征收管理应当合理、合法、确定，要在政治上排除对特权者免税，税法面前，人人平等。用布坎南的话说，税收属于一国的“元规则”，须预先设定之。这是中外千年税收史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面前这本颇具见识的税史书带给我的启示。谨向读者推荐之。读之受益。
（作者李炜光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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