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著有史学名著《石匮书》,时人李长祥以为“当今史学,无逾陶庵”。
张岱(1597年—1684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史学家,被公认为晚明最有成就的文学家、“晚明小品文集大成者”、“绝代的散文家”。
主要代表作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石匮书》《夜航船》《琅嬛文集》等。
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呢?其《自为墓志铭》中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张岱的七不解
从现代人看,都会给他七个字的评价“才子变态的奢靡”。然后,我们看看他的生卒年,就可以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人。前半生生活在奢靡中,晚年呢?国破家亡,在此情况下,他必然会对如此大变故有一个反思,因此,他在墓志铭中如是说:
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之后,可贵的是他结合了自身的经历,提出了七不解之问:
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
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于)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
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
上陪玉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
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
争利夺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缓急谬矣,不可解六;
博弈摴蒱,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
其后,张岱大骂自己,说自己学文文不成、学武武不成,学忠孝仁义呢?有没有自杀殉国的勇气,学啥啥都不成,就是个废物!
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显而易见,如果你只知道吃喝玩乐而不知贡献当世的话,命不好就会得到现世报,命好者如袁宏道之流,则只知快活,而不知报应二字。
公安三袁的五快活
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他既反对前后七子摹拟秦汉古文,亦反对唐顺之、归有光摹拟唐宋古文。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由于三袁是荆州公安县人,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合称“公安三袁”。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唐伯虎的尊崇者,公安派文学流派的代表,湖北公安人。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他的“五快活”理论可以归结为:穿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有使不完的钱、整日妓女相伴文友相随。他说: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
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
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
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
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朱国桢作为首辅竟然有“五计说”
朱国桢(1558年—1632年),万历朝首辅大臣,在万历时曾经说过“五计”说,用白话文简单地说就是:
人的一生,少年时有父母的珍视,天真无欲,简直就是过着神仙的生活,因此,是仙计,也就是神仙生活阶段;
20岁以后,就像是商人一样,奋发图强,不追逐功名,只为追求金钱,可以说是追求物质生活阶段。北宋的朱新仲则认为这一阶段是人人争取自我张扬,奋发图强以博取建功立业,称之为身计。由此可见,北宋时期和晚明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上细微差别,但是,后面三个阶段,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古代社会最终都将走向负面化。
30岁到40岁,开始利欲熏心,总想官越大越好、奴婢越多越好,子孙越多越好,好处越多越好,这一阶段朱国桢称之为乞丐生活阶段,朱新仲观点类似,但其称之为为家阶段。
50岁了,则进入了囚徒生活阶段,整日里尔虞我诈,为的就是保住自己地位。
到了60岁,就进入了行尸走肉的生活阶段了。整日就知道考虑如何善终,做事不认真、生活随意,开始为了下一代的荣华富贵考虑,做事总想留一手。
万历朝首辅都如此说,那么,我们对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明确了:明朝的灭亡不在物质、不在贪腐,而是整个阶层的精神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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