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宋代出版业：宋代出书数量之多，相当于历代出书总数的一半
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反映在出版事业上，就是著作种类的增多，出版范围的扩大，装帧设计的精致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特别是宋朝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迅速发展，给出版事业的繁荣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一、宋代兴旺的出版业和发达的文化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末唐初，逐步普及于唐末，迅速发展于两宋，特别是宋代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大大地推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
宋时，河南、四川、福建和浙江等地印刷业最发达。河南汴梁(开封)是北宋的京城，号称“八荒争湊，万国成通”的繁华都市，是全国刻书业的中心。浙江的临安(杭州)是南宋都城，它在北宋时就成为全国印刷业的中心，有“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之称。当时雕版工人荟萃于杭州，刻印了经书、史书、子书、医书、算术以及文集等。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雕版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宋初，最艰巨的雕版工程是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成都雕刻全部《大藏经》，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历时十二年才雕印完工，雕版共十三万块，是我国历史上刻印的第一部大书。
此外，浙江婺州和江苏苏州的雕版印刷术也负有盛名，据《中国史纲要》记载：“婺州和苏州的雕版印刷业也都盛极一时，两地的刻字工人常有被雇到外地去刻书的。”南宋于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有王永从在湖州刊刻佛经五千四百卷，一年之内刻成，可见刻工之多和技术之熟练。当时出现了一批名刻工，蒋辉是当时最有名的刻工之一。有的书，甚至有妇女刻工参加雕版刻字，如李十娘、谢氏、徐氏等。可见当时出版业之兴旺和文化之发达。
二、宋代发达的造纸业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
宋代刻书业的中心，也就是当时经济比较繁荣、文化比较发达和纸的产量比较多的地方。宋代的造纸工业有普遍的发展，当时书籍所用的纸张，一般都达到了薄、软、轻、靭、细的水平，这对书籍印刷技术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宋代纸张的精美，常常被作为贡品，向朝廷进献。
据《宋史地理志》记述，宋代各地进献贡品、贡纸的有淮南路的真州，江南路的池州、徽州，两浙路的婺州、衢州，成都路的成都府等八处。而唐代进献的只有婺州、衢州两处。这说明，宋代生产的纸张质好量多，是远远超过前代的。印刷业和造纸业的互相促进，表明宋代出版事业的繁荣兴盛。
宋版书刻技优良，装帧精致，受到藏书家的极度珍视，是举世公认的珍本。其受珍视的主要原因：一是宋版书最接近于原本，二是宋版书刊刻艺术是后世的模范，对后世的书籍形式有很大的影响。
三、宋代书籍装订形式上的改进与发展
宋代的书籍装订，已由卷轴形式过渡到以散叶装订成册的册叶形式。北宋时，册叶形式最初是“蝴蝶装”。
“蝴蝶装”是把印字的一面相对折叠，书叶的中缝处粘在一张裹背纸上的装订形式。书本需展开阅读时，两旁各半叶犹如蝴蝶的两个翅膀，故名“蝴蝶裝”。其优点是：大幅图画可以保持画面的完整，无隔页断面的现象。其缺点是：阅读不方便，书本读完一叶后，因书叶文字向内，必须再翻两次，方能读下叶的文字，且正面文字部分是单层薄纸、容易粘连。这样，南宋时就出现了把书叶文字向外，背面相对的折叠方法，这叫做“包背装”。印刷术进入机械化以后，书籍的装订形式又出现了今天的平装和精装。
宋时采用的蝴蝶装、包背装是册叶形式，今天书籍的平装和精装也是册叶形式。它是在宋代书籍装订形式上的改进与发展，使这种册叶形式一直沿用到今天。由此可见，宋代书籍形式对后世影响的深远。
四、宋代出书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历代
宋代出版事业繁荣兴盛的另一标志是著作种类增多，著作物遍及于当时所有各个知识部门，如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医药、农业、工业、天文算法、诗文集、词集、小说、民间文学以及佛教、道教经典和民间日用必需的书籍等。不仅当时的著作多付诸印刷，就是前代人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宋代出书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历代。
据《世界图书》1981年第三、第九期统计：我国从西汉、东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直至五代，共出书二万三千多部，二十七万多卷，而宋代出书则达一万一千部，十二万四千多卷，相当于历代出书总数的将近一半。这在我国出版史上，确是兴旺的时代。
北宋初年，政府编纂了四部巨著，史称“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开创了两宋出版工作的新局面。
上述各类学科著作的大量出版，就是宋代书籍印行繁荣兴盛的佐证。
五、与宋朝同时代里，我国北方的辽和金，也都刻印了精致版本的书籍
金代的刻书中心在山西平水(现山西临汾)。金人统治，平水代替汴京，成为黄河以北最大出版中心。平水刻过著名的《赵城大藏经》(原书七千卷，现存四千九百余卷)和《萧闲老人明秀集》等。
当时，金代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开始雕刻出版古医书、农书和各类文艺书。据史料记载，当时平水“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可见出版规模之大。平水出版的《刘知远诸宫调》，是民间文艺唱本。此书是光绪三十三年，俄国人柯支洛夫在甘肃张掖黑水城发掘西夏遗址时，出土的珍本书籍。全书原为十二卷，1958年苏联交还我国五卷四十二页，现存北京图书馆。
《刘知远诸宫调》是叙述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与李三娘的故事。元曲《白兔记》和山西北路梆子《李三娘》等剧本都出于此。被柯支洛夫盗走的文物还有平阳徐氏刻印的《关羽图》、平阳姬氏刻印的《四美人图》等。这些版画现藏苏联列宁格勒博物馆，《四美人图》即王昭君、赵飞燕、绿珠、班姬。图中四位女性体态俊俏、容貌秀丽，形象栩栩如生。
此外，平水出版的书籍还有《増注礼部韵略》、《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和《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等。
参考文献：
孙玉样：《平水出版事业简述》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
《遣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王达人：《我国古籍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