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金钱观：立誓不靠做官发财，因一件事改变了这一初衷
三十岁之后，曾国藩立志做圣人，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但他毕竟身处晚清官场的大染缸，他能轻易做到吗？
一、京官时期
二十七岁那年，曾国藩不但中了进士，还入选翰林院，成了庶吉士。这对曾家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很快，曾国藩点了翰林的消息就传到了湘乡老家。县令听说后，立刻前来曾家，生怕巴结不上。当地士绅也是纷纷上门拜访。
曾国藩中进士前，曾家虽有一百多亩田产，但因为吃饭的嘴多，所以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曾国藩鱼跃龙门后，他到处拜客，当地官员和士绅知道他是个潜力股，争相馈赠银两，生怕给少了惹翰林公不满意。如此一来，共得到了一千四百多两银子的馈赠。这笔钱，够曾家再买六十亩良田了。
传统的中国，皇权无法直接控制基层。因此，在底层社会，士绅阶层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对一些普通的民间纠纷，当事人通常不会报官，而是选择找当地有名望的士绅调解。士绅在调解成功后，会得到丰厚的报偿。曾国藩在调解纠纷后，每次也能获得几十两银子。
常言道，京官难做。尤其是曾国藩这样的七品翰林。当时，他的年收入只有90两，加上禄米，也不过120多两。但一年的支出却远远大于此数。他在绳匠胡同，租了一处房，一年要160两。其余的像人情往来要110两，购买衣物30两，日常用度170两，总计470两。也就是说，一年至少有350两的亏空。
要想弥补财政赤字，也不是没有办法。不少京官儿通过收受外官贿赂，还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曾国藩人脉不广，又立下了做圣人的誓言，所以全靠借贷度日。
后来，他做了一回四川乡试的主考官，得到了四川官员共计六千两银子的馈赠，经济上的困境才得到改善。
做京官期间，他做到了兵部侍郎的高位，年收入至少有620两。但与此同时，开支也大大增加，有时候连回家的路费都掏不起。
咸丰二年，母亲去世，曾国藩回乡丁忧，结束了京官生涯。
二、湘军统帅
曾国藩立誓，不靠做官发财。做湘军统帅时，他信守誓言，成了当时最廉洁的统帅，这一点非常不易。
晚清军人的薪俸很低，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于是，上至将领，下至士兵，纷纷下海经商。部队的战斗力当然大大下降了。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创建了湘军，并采取厚饷的政策，让将士们专心杀敌。另一方面，他十分注重军队的廉政。赵烈文在拜访后，对这一点印象深刻，最终做了曾国藩的幕僚。
成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手中拥有对湘军收入的绝对支配权，但他每年往家里寄的钱，平均只有100两。因为在他看来，奢侈的生活，不利于子孙的发展。在给弟弟曾国潢的信里说，子孙贫富与否，都有定数。就是给再多财产败家子，他也能败光。又写信给曾国荃，要他把多余钱用来救济百姓，还特意叮嘱不要留名。
太平天国平定后，湘军众将领都发了财，他们纷纷盖房、置地，唯独曾国藩清贫如故。在与兄弟们分家后，他得到了55亩地和一座叫“黄金堂”的小宅院。而这，就是他多年带兵的财产。
三、两江总督
晚年的曾国藩，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在做两江总督。
在清朝的体制中，总督是皇帝在地方的最高级代理，节制辖区内所有的文武官员。其中，两江总督下辖安徽、江苏、江西三省，管理着朝廷主要的赋税来源，位置极其重要。
如此高位，一年有多少收入？当时，总督的法定工资，一年只有155两，养廉银18000两。主要的还是灰色收入。一年收取的陋规，平均是18万两，是养廉银的十倍。可以说，总督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不过，曾国藩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按照惯例，他把在湖南乡下的妻子儿女接到了总督府。
不过，曾国藩可不是让她们来享福的。相反，他给家里的女眷们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经常从早忙到晚。对此，他的亲人没少抱怨。
同治五年，四女儿曾纪纯出嫁，他出了200两银子的嫁妆。在官宦之家，这笔钱太寒酸了。兄弟曾国荃看不下去了，出了400两银子送给侄女。
按理说，曾国藩已经是总督，日子不必过得如此清苦。他把钱都花在哪里呢？
除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他还要给身边的师爷、书吏、仆役等工作人员发薪水。按照清朝的制度，总督衙门中，除了总督本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正式的编制。他们的工资，要总督自掏腰包。而总督要办公，肯定离不开这些人。所以，曾国藩每年都要花费2万两给属官开工资。此外，皇帝与总督的通信、绿营兵的赏赐等行政事务，也要总督自己出钱。这些杂七杂八的项目加在一起，一年最少需要6万两。
为了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和进行人情往来，官员们不得不收取陋规。当然，收多收少，全凭官员的意愿。
曾国藩对官场腐败之风深恶痛绝，他以身作则，拒收礼品。一天，赵烈文来总督府拜访，曾国藩留他一起吃饭。见菜里没有鸡，没有鱼，不禁感叹，总督府里连火腿也没有吗？曾国藩笑了笑，回答“以前送礼的人络绎不绝，都被我拒绝，如今已经没什么人来送礼了。你现在喝的绍兴酒还是家里人到街上买的呢。”
赵烈文听完连连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不过，曾国藩并不想在官场上标新立异。和普通的官僚一样，他也用公款吃喝。只不过尽量注意降低规模。按照惯例，地方官每年都要为京官送冰敬、炭敬，对前来巡视的官员，还要赠送程仪，地方官办完事，离开京城时，还要向京官赠送别敬。对于这些官场上的潜规则，曾国藩都一一遵守。
曾国藩有一个信条，就是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但书籍却多多益善。当儿子向他请示，要不要在老家修建藏书楼时，曾国藩欣然接受。
为此，曾家花了五千两银子，营造了一座名为“富厚堂”的宅院。起初，曾国藩非常不满，觉得过于浪费。直到听说，钱财主要花在了藏书楼营建上，才消了气。
这座藏书楼，比宁波“天一阁”的规模还要大，最盛时藏书三十万卷。如今，藏书楼里的书籍，有的寄存在台北故宫，还有的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和博物馆。
暮年的曾国藩，对朝政充满失望。他对弟弟曾国潢说，自己真想早点躺进棺材里，就此不问世事。
同治十一(1872)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生前，他存下了1.8万两银子，嘱咐孩子们用这笔钱办丧事，不许收任何人的礼。其子曾纪泽谨遵父命，连李鸿章的钱都没有收。
曾国藩一生，做过穷京官，当过大军的统帅，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同样稳居总督高位。他完全可以轻松地积累起百万家财，甚至像李鸿章死后那样，为子孙留下上千万的财产。然而，在他身后仅仅留下不到两万的银子，真正践行了做官不为发财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