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贤帝王莽为何被黑几千年？没人黑他，王莽真心不算千古贤帝

所以，白居易说“辨材须待七年期”，时间不够，你根本分不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没篡汉的时候，王莽谦恭着呢。

但谁能想到王莽成了篡汉贼子？篡汉了，野心暴露了。所以，只有时间够了，王莽才能被证明是个大坏蛋。

但是，白居易的这个“辨材须待七年期”的方法论，也有问题。简单说就是“七年期”远远不够。即便再给更长的时间，你也无法辨别王莽是好是坏。

因为，臧否人物的价值判断，就不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当时，王莽那不叫篡位，而叫受禅。汉朝皇帝把皇位禅让给了王莽。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家天下以来，商灭夏、周灭商、秦扫六国、汉一天下，啥时候和平过？又啥时候搞过禅让？

王朝更替，往往天下血染、百姓屠戮。甚至，王朝内部的权力交接，也会腥风血雨。但是，王莽竟然通过一场禅让，和平地实现了王朝更替。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佩服王莽。

关键是王莽代汉建新，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阻力。王莽当皇帝，朝廷大臣和地方郡县不仅不反对，反而很拥护。

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孺子婴立为太子，王莽垄断朝政。这时候，王莽已经权势熏天。所以，反对派必须有所行动。

当年，身为刘氏宗亲的安众侯刘崇发难，率数百人进攻宛城。但，此次起义纯属行为艺术。起义军连宛城的城门都没攻破，就失败了。

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帝，同时通告全国，号召大家一起造王莽的反。

随即，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响应翟义号召，爆发了赵明、霍鸿起义。同时，天下震动，翟义“比至山阳，众十余万”。

翟义起义，的确声势浩大，但也只是汉书所言。从时间上看，就会发现问题：翟义起义，当年平定；赵明、霍鸿起义转年年初平定。

这种量级的反对，完全不够。而且，还适得其反了。

朝堂大臣认为之所以爆发起义，是因为王莽权力太轻。于是，“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随即，太皇太后王政君批准朝臣建议，诏命王莽为“假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

起义不仅没有削弱王莽权势，反而给王莽“篡位”提供了助力。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唯一的解释就是：朝堂大臣普遍支持王莽、拥护王莽。王莽认为自己当个周公就行了。但大臣们认为周公不够，王莽必须做“假皇帝”。甚至“假皇帝”还不够，王莽应该做真天子。

于是，公元9年王莽正式受禅登基。

这一系列的动作与反动作，你能说王莽是在篡位吗？我们看一看董卓乱政和曹操挟天子，就会更清楚。别说地方上割据造反，就是中央朝堂也是政敌环伺。这两个家伙必须杀几个三公高官才能镇住局势。但王莽有没有屠戮朝臣？

没有，因为根本不需要。

《剑桥中国史》记载说：“就班固所知，从公元10年到公元20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但是，汉武帝一代雄主，却在公元前88年遭遇过一场政治谋杀。始皇帝雄霸天下，也曾在公元前216年兰池遇盗。

可见，王莽的地位相当稳固。

即便“王莽篡位”了，那你能说他就是一个大坏蛋吗？班固肯定这么认为。所以，班固

评价说：

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但问题是班固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作为东汉大臣，他就不可能不带政治色彩而客观公允地评价王莽。

那么，当时是怎么看待王莽的？

即便当了皇帝，王莽也没被看成篡汉的奸雄。当时的普遍共识是汉朝气数已尽，所以需要改朝换代。而要改朝换代，那就王莽当皇帝。

古人讲盖棺论定，而就王莽来说，不仅篡位不能论定，就是盖棺了、也难以论定。近代以来，围绕王莽的翻案之声，比比皆是。

胡适认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对于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等政策，胡适都极为认同。

而执此正面评价的，还有翦伯赞、何兹全、葛承雍，等等。

在这些人看来，王莽何止是一代贤帝，甚至被冠冕了“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改良主义者”、“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

而这些正面评价的立足依据，主要是王莽在篡位前后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这些改革政策，被胡适概括为土地国有、均产和废奴。

这个概括不仅不够全面而且重点也不突出。而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捕捉到王莽改革的初衷。

公元9年，王莽推出改革法案：一是取消土地私有；二是禁止奴婢买卖；三是取缔土地集中。

其中取缔土地集中最为雷霆。因为其直接针对垄断土地的豪族集团。法案规定：凡家中不够八个男丁而土地超过900亩的，就必须把土地赠送给亲戚和邻里。

这个政策，你没法用是与非来评价，而只能说它足够大胆、足够理想主义。就简单一个问题：你王莽凭啥这么改革？

王莽说：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从理想出发就该这么做。而这么做，对大新人民有好处。

但王莽的初衷真是为了大新人民吗？为啥非是900亩而不是800亩或1000亩？

因为井田制是900亩，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到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王莽改革在方式上是理想主义的：这么做、多好啊，大新百姓人人有田种；而王莽改革在初衷上却是复古主义的：这么做、合王道，儒家经典怎么记载、大新人民就该怎么生活。

所以，这种改革就是扯淡。

但正如罗素的婶婶劝诫罗素所说：在政治中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东西，搞政治纯粹是投机钻营，从一个乱局到另一个乱局。

你能说人家王莽这么做毫无道理吗？不能。而且，这么做也有现实的必要。首先，土地集中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其次，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的土地分配方案不好，却谁也拿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主张。于是，人家王莽“纵深一跃”了，这要算有政治魄力和政治担当。

但问题是这个复古主义的土地改革，根本无法走通。

首先，占有大量土地的豪族肯定不答应；其次，一家八个男丁耕种九百亩地则纯属本本主义；第三，并未触及土地问题和贫富分化的本质。

大豪族不答应，这都不用论证。你家有三千亩土地，然后王莽一改革，至多给你剩九百亩，你能满意吗？关键，你还不是一个怂人，而是土豪。不仅有权而且有势，甚至还可能有一批打手。所以，你肯定要跟王莽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而这个九百亩，都不是拍脑门的问题，而是完全不顾现实，更无法解决自耕农普遍贫困和失去土地的问题。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一个五口之家，除去服役的两个人，这家人再怎么辛勤劳作，也无法耕种百亩之地、收获百石粮食。赶上年景不好和官府加税，只能卖儿卖女。所以，西汉晁错的建议是：从市场和货币方面想出路，即贵粟。粮食贵了，种的粮食就能买上价，而老百姓才能用钱交纳人头税，也才不会被高利贷盘剥。

那王莽呢？直接往均田方向努力了。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这么做就是南辕北辙，根本不会让大新人民受益。

当然，王莽一定会这样回答：大新人民是否手益，仅是次要问题；实践儒家经典的生活方式，才是主要问题。我王莽的改革，可不是奔着钱去的，而是奔着主义去的。

可见，王莽的初衷也不是让大新人民受益，就是单纯地玩复古主义和本本主义，是要恢复儒家经典记载的井田制。

废奴，其完整表述应该是禁止私人买卖奴婢。这个理想的确丰满，但理想不能当饭吃，因为现实很骨干。

当时的社会形态，很可能是一个想当奴婢而不得的时代。因为投靠豪族大户做部曲，会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

天灾了，怎么办？编户齐民的小家庭根本扛不住天灾，但豪族大户可以。加税了，怎么办？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肯定扛不住官府，但豪族大户可以。

如果不是普通百姓积极投靠，豪族手中就无法集中那么多土地，豪族家中也不会拥有那么多奴婢。

而且，王莽的废奴政策，也完全无法落地。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可以逃避的漏洞。废奴的起码底线，是要知道有多少人口。但，王莽能知道吗？如果普通百姓自愿委身豪族，那朝廷该怎么查出来？

不正确的改革、不良善的改革，未必不能落地。但，阻力太大的激进改革，一定难以落地。

于是，王莽的土地改革遭遇了民间社会的广泛抵制。老百姓不同意，不同意就被关监狱。最后，即便是京畿地区的监狱也人满为患了。于是，王莽怂了，在公元12年就取消了法案中的激进措施，又允许土地集中和奴婢买卖了。

土地国有、禁奴，是理想丰满，那均产呢？这更是空中楼阁。

均产的主要措施是五均六筦。

其中五均，具体是设立五均官来监督民间市场，要求市场以统一的价格销售谷、布、帛、丝、绵等民生物资。而六筦，具体是对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实施专卖和征收税赋。此外，还有一项名为赊贷的政策，主要是国家提供放贷职能，并按照每月三分来收取利息。

但问题是五均限死了物价、六筦垄断了末业，民间还有什么套利空间？这时候，还有谁需要贷款？

实际上，五均、六筦和赊贷政策，就是一种古代版的计划经济，甚至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因为它是要取消民间市场、禁止百姓从事农业以外全部致富活动。

那王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么做，是不是能够均产，王莽不关心。王莽关心的是能不能复古。因为儒家的理想模式就是让百姓全都种地，而种地以外的末业，全由国家代劳。

所以，什么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纯属胡适想多了。而很多人认为王莽是个穿越者，实际上也是想多了。

人家王莽根本没想要什么理想主义，也没想搞什么穿越，而是要玩本本主义、复古主义和儒家原教旨主义。儒家经典怎么记载，那我就怎么改革。王莽改革不是向上仰望星空、不是向前革故鼎新，而是向后回望三代。

所以，王莽的其他改革，也都是新瓶装旧酒。其政策措施，要么是经典已经这么写了，要么是前人已经这么做了。

公元7年、9年、10年、14年，王莽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但是，玩货币的祖师爷是汉武帝。汉武帝才是货币财政的高手。王莽的货币改革，跟汉武帝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汉武帝能把货币财政玩成敛财工具，而且真能敛财。而王莽的货币改革，只能叫折腾、叫明抢，最后把大新经济抢到了崩溃。

公元9年，王莽对中央官制进行改革，主要是改革官名。公元14年，王莽又对地方郡县进行改革，主要是改换地名。但是，公元前144年，西汉就对朝廷官制进行过改革。而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时期不仅调整了官制，而且还把历法和正朔给改了。

如果王莽真有新意，那就是他的动作比较大。改完之后，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这些官职头衔和州郡地名到底是啥意思。但熟读古书的儒家士大夫肯定知道，因为王莽就是照着儒家经典改的。

王莽的六筦之策，要对盐铁酒等商品实施国家垄断经营。但是，汉武帝早就这么干了。而六筦中垄断山泽之利的手段，甚至可以要追溯到周朝。

王莽的五均之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强势干预市场运行和直接管理物价。但这个政策也不稀奇。因为公元前110年，西汉就一直在这么干，而一直持续到西汉结束。

等等如上，凡是王莽推出的改革政策，要么是儒家经典已经明确记载了，要么是西汉帝国的曾经旧政。之前早就这么干了，甚至有些当时还在干，而王莽只是把这些政策工具全都打包了，形成所谓的五均六筦，然后一股脑地抛给整个天下。

但问题是：你王莽这么做，天下能不能接得住？

真心接不住。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王莽不是什么贤帝，他实际就是一个大折腾。而国家最忌讳的，便是折腾。

很多古代昏君，你从初衷上分析，未必是一个大坏蛋。皇帝的固有认识是：天下就是自己家的、百姓就是自家子民。所以，有些皇帝对官僚和诸侯要多狠有多狠，却对百姓很好。

但他们为什么把自己搞成了昏君？甚至还搞到亡国？

一方面是士大夫写史书，史书是谁写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班固写史书，那王莽就必须是大坏蛋。如果王莽不是，那东汉的合法性怎么办。而对于打压士大夫的皇帝，那就必须怎么昏君怎么来。

另一方面是昏君太折腾。秦始皇能折腾，但秦二世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始皇帝去过的地方，秦二世也要去。隋炀帝杨广更能折腾，建东都洛阳、修大运河、筑雁北长城、三征高句丽。就这些事，随便拿出一件都够后世王朝折腾一世的。而隋炀帝呢？在位15年，就全给干一遍。

很多昏君与王朝灭亡的因果关系，往往就是折腾。

于是，王莽这套改革下来，大新王朝肯定招架不住。而这些还仅仅是内政。除了内政还有外交。匈奴、高句丽、焉耆、羌人，四面八方的胡人也全被王莽折腾了一遍。

内政折腾、外交折腾，那王莽的大新朝也就只能短命而亡。此时的王朝更迭，就真正伴随了天下流血和百姓屠戮。从西汉到新朝再到东汉，这是一个饥饿加混乱的血时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给王莽这个大折腾冠以昏君或大坏蛋的称号，不算冤枉他。至于贤帝，你就是怎么算，也算不到王莽头上。

胡适等人为王莽的开脱，完全没有力度。王莽的初衷好、王莽的政策好，所以王莽应该是贤帝。如果这么说，那秦二世的初衷也不差，隋炀帝的政策也很好。以此类推，是非也就没了。关键是王莽以及王莽改革的初衷，完全不是胡适以为的那样。

反倒是《剑桥中国史》把王莽垮台归结为“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还算是有些力度的开脱。

但是，如果王莽没有不余遗力地搞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复古运动，那天下大乱能乱到改朝换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