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什么要将游侠赶尽杀绝？游侠不是被杀绝，而是逐渐凋零
他到底是背后操盘手，还是压根不知情？只能说两者都有可能。但无论哪种可能，我们都不能说汉武帝要对游侠赶尽杀绝。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傲而无足数者”。
郭解被杀之后，做游侠的，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但司马迁认为这些游侠质量太差，傲慢无礼、不值称道。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列举了一些勉强尚可的游侠，如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等等；也列举了一些不怎么样的游侠，如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等等。
如果汉武帝对游侠赶紧杀绝，那郭解之后的这些游侠就不会出现。所以，对这件事，我就不能草率断言。
先说侠，再说游侠，顺便提一下侠客和大侠，这几个概念其实都是一回事，仅是侠的不同存在状态。
所谓侠，简单说就是残留贵族精神的体制外豪杰。
之所以说残留贵族精神，是因为这伙人本是“旧时代”的贵族阶级。具体来源，主要有两类人：
一类是“士”这一阶层，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中的“士”，他们虽在平民之上，却在贵族最下；
一类是没落的贵族阶层，“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奔走”如丧假之犬的诸侯和卿大夫，不再是诸侯、也不再是卿大夫，自然更不是贵族，却可以成为“侠”的来源。
最初的“侠”，或“侠”的父祖们，都是贵族。
所以，“侠”自带贵族精神。国可以破、家可以没，甚至财产地位都可以丢，但贵族精神不会一夕间灰飞烟灭。
之所以说体制外，是因为这些人既不在宗法分封的旧体制之中，又不容于变法图强的新体制。
旧体制崩溃了，这些人才会游离于体制之外。士，失去了可效忠的主人；贵族，失去了宗法分封的地位。所以，他们无法继续依存于旧体制。
那新体制呢？“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变法图强的新体制，需要为君主打工的代理官僚，需要为国家耕战的编户齐民。但儒和侠，既不给君主打工又不给国家耕战，自然不容于新体制。
“侠”之豪杰，与“武”相关，于是也就有了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标签化形象。“儒”之精英，与“文”相关，于是也就有了仁义礼智、温良恭俭的标签化形象。
但在最初，这两伙人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其实是一伙人。
贵族，首先是军事贵族，其次才是文化贵族，贵族既文又武。直到战国后半期，文武才出现专业化分工。而这之前，文武不分家，三代精英统统文武兼备。
我们一般认为孔子是温文尔雅的师者典范。实际上，孔子却是文武兼备的老师兼教练。孔子主要教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恰是当时的上乘“武”学。放在现在，相当于轻武器射击和坦克车操作，都是拿来杀人的，而且是杀很多人。
孔子的学生子路，其人生履历堪称大侠传奇。“孔子谓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长剑”。子路完全是大侠做派。卫国爆发内乱，身为孔悝家臣的子路，虽然已年过六十，却仍然仗剑挺身出、战死不旋踵。
所以，文与武，不能作为儒与侠的区分标准。真正的区分标准，只能在立场和观点层面。因此，还是鲁迅说的比较到位：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
孔子和墨子都不满现状。同时，孔子和墨子都是当时“意见领袖”。简单说，这俩人都能带节奏，都有一定改变现状的能力。但怎么改变现状呢？
孔子主张复周礼，也就是回到从前，理想世界应该是哪个“郁郁乎文哉”的西周。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但是不是也要回到从前呢？不知道，反正就是都要爱、不要战。
墨子推崇大禹，直接干到了夏商周三代以前。复古过分了，就不是复古，而是拿复古说事，实际则是向前看。
既然不满现实世界，那就想办法改造世界。而在具体改造上，儒墨两家出现了分叉，即如韩非子所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儒家是拿嘴说，他们写文章批判社会、谈王道讽刺现实。而墨家则直接动手，不仅自己是群武装斗士，而且还身体力行，以战止战、改造乱世。
一般认为苏秦、张仪这些纵横家，才是成功游士。实际上，孟子也是游士。如果拉长尺度来看，孟子这个游士更成功。苏秦、张仪只谋取了当世富贵，而孟子却立万世之名。
所以，要论游士之最，当属儒家。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游士列国，孔子当时闻名、死为圣人；从孟子开始，又游士列国，孟子也是当时闻名、死后圣人。诸子百家，只有儒家游出了两位圣人。
儒家这伙人都是用嘴改造现实世界的人，方法就是游说列国君王。那“墨子之徒”呢？
从墨子开始，他们就没把希望寄托在春秋诸侯和战国君王身上，而是自己动手、践行理念。
诸侯要打仗，墨家就劝阻；劝阻不成，那墨家也动手。而怎么动手呢？方法简单、手段干脆，就是以暴制暴、以战止战，墨家弟子仗剑走天涯、扶危拯乱世。
公元前440年，楚国发兵进攻宋国。墨子立即派大弟子禽滑厘率三百弟子支援宋国。同时，自己疾行十昼夜、赶赴郢都，劝阻楚王和鲁班停止对宋用兵。
这就是墨家风范：你出战士欺负弱国、我出弟子对你亮剑。此等风范，儒家做不到、法家做不到，纵横家更做不到，即便是今天的联合国也做不到。它只属于墨家。
既然动手，那就必须要有动手的实力。所以，墨家弟子不仅“文明其精神”，而且“野蛮其体魄”。在诸侯争霸和战国争雄的大势之中，墨家竟形成了一股谁也无法忽视的“江湖”力量。
于是，可以简单认为：儒家以及其他动嘴的，都成了游士。墨家与众不同，他们不仅动嘴而且动手，于是成了游侠。游士和游侠，形成了一组成对儿的概念，即“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
而侠这个概念，从本源产生上说，就是游侠。
游，是指游离于体制之外。所以，游侠这个称谓，更能精确地描绘其本源特征和渊源状态，即游离于体制之外。
儒者和游士，或早或晚，都回归了体制，即投靠朝廷。但游侠一直没有回归体制。他们不仅拒绝投靠朝廷，而且身体力行地抗拒朝廷。
为什么这两伙人分道扬镳了？
游士太怂、没骨气，忘记了初心、放弃了理想，所以才向现实低头、才会投靠朝廷。这么看问题，就过于偏激了。实际上，应该是游士改造了朝廷、也改造了世界。
无论是秦朝还是汉朝，其制度设计、国家想象都出自游士之手。游士们，或用法家争雄战国，或用道家医治乱世，或用儒家重立秩序。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游士从游说列国君王到辅佐帝国皇帝，最终华丽转身、等级提高。从某种程度说，游士用自己的言说改造了世界。
但是，这个改造了的世界，仍然很暴力、仍然缺少爱，它完全不符合墨子的理想世界。那“墨子之徒”会怎么办？
只能不服从、不顺从、要反对。
既然是立场和观点的不同，那游侠的立场和观点又是什么呢？
虽然脱胎于旧体制的旧贵族，但他们的立场却站位到了平民阶层。所以，游侠见容于平民，却不容于朝堂。而且，越是乱世，游侠就越有用武之地。因为它本就是平民的信仰。但是，立场虽然平民，而观点和手段却是贵族的。游侠是贵族社会的流风余绪。
墨子说“士损己而益所为”，意思是说一个真正的侠义之士，往往做损害自己的事情而成全他所追求的正义事业。墨子说“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意思是做那些对自己有害的事情来救济他人的急难。墨子说“兴天下之利，出天下之害”，这就是金庸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舍生取义、舍己救人、兴利除害，就是游侠所秉持的道义观点和人生方法论。
然而，从来都是形势比人强。越来越多的游士归于体制，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于君王，越来越多的暴戾恣睢流毒于天下。这时候，游侠还能有什么作为？
墨家的衰落，实际就是游侠的衰落。
游侠，只是游离于体制之外，并非没有组织。墨家就是他们的组织。但是，到了战国尾声，儒家完败、墨家也完败，胜出的只有强君的法家。此时的墨家，还能有什么力量阻止战争、实践兼爱？
乱世不需要爱，它只要竞争。竞争的压力，也必然传导给游侠群体。因为游侠也要吃饭穿衣，甚至还要显当世之名。
于是，侠客出现了。
所谓侠客，就是大贵族所供养的游侠，是游侠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可以不服从、可以不顺从，但只是不服从体制、不顺从朝廷，栖身于贵族之家、做食客，这还是可以的。
始皇帝横扫天下，游侠流于草莽。
但游侠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因为始皇帝扫荡了整整六大战国的贵族。这些人会往哪去？成了游侠、成了游士。刺杀始皇帝的张良，就是贵族到游侠的典范履历。从韩国贵族就草莽游侠，张良做游侠一直做到陈胜吴广起义。
西汉代秦，天下再归一统。这时候，游侠还会怎么做？
主导权不在游侠手中，而在朝廷手中。你要看大汉朝廷怎么看待游侠、怎么对待游侠。在游侠问题上，大汉帝国相当宽容。汉初天下，恰是游侠茁壮成长的丰美草场。
一个原因是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早年就有做游侠、当侠客的经历，曾携三尺剑、去客信陵君。
一个原因是无为而治，朝廷忙朝廷的、你们忙你们的，这就是大汉帝国的统治算法，心特别大。山东六国，喜欢诸侯王，那就给你们封个诸侯王；关中秦地，习惯郡守县令，那就秦法秦治。
再一个原因是可依托的贵族阶层仍然存在，新封的诸侯王、战国以前的贵族，甚至还有民间豪族，都为游侠提供了栖身之地。在当时，做游侠不仅能吃饱，而且还能赢得粉丝无数。
而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
在和平且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游侠不仅可以做侠客，即贵族食客，而且还能成为新“墨家”，也就是形成组织化力量、社会性影响。
于是，大侠出现了。
所谓大侠，简单说就是具有名望、有力量、有社会影响力的侠或游侠。大侠既无需四处流浪地“游”，又无需委质策死于某个贵族的“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股力量、一个组织。那大侠的力量会有多强？
强可敌国。
七王之乱爆发，周亚夫临危受命，前往河南平叛。当他听说吴楚叛军没有求助大侠剧孟时，便当即断言吴楚成不了大事。
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
关键是这句话，“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周亚夫得大侠剧孟，就如同得到了一个诸侯国。一个诸侯国，这就是西汉大侠的力量。
所以，西汉大侠，那才叫大侠。春秋战国的墨家，最多算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或一个江湖门派。而西汉的大侠，却能匹敌一个诸侯国。而后世大侠，更是不能与之同年而语：好一点儿的大侠，只能一事一议地除暴安良，算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见义勇为者；而不好的，则成了顶着大侠头衔的土匪流氓，即便有组织，也是黑社会组织。
大侠的影响力这么大，朝廷会安心吗？
肯定不会。
如此强大的一股社会力量，不跟朝廷合作，那就是危险。“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济南大侠太强大，汉景帝亲自出手，派出钦差大臣专赴山东杀大侠。为什么“使使”，也就是派出钦差大臣？只能说地方不敢管、管不了或不想管。被逼无奈了，皇帝才会派出使者、朝廷才会派出钦差。
但是，然后呢？
大汉帝国的大侠风和“追侠潮”，依旧汹涌澎湃。“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杀了一个名动天下的大侠，就会冒出一堆名动郡县的大侠，然后再茁壮成长为名动天下的大侠。大侠不死，也不会凋零，他们只会春风吹又生，然后星火可燎原。
既然大侠杀不尽，那皇帝和朝廷干脆不杀了，放弃了、不管了。大汉帝国继续无为而治的统治算法，只要你们不造反，那就怎么开心怎么玩。
大侠郭解，是西汉武帝朝的标杆性大侠。
但郭解不是“侠一代”，而是“侠二代”。他老爹就是大侠，但被汉文帝杀了。然而，这一点儿也不影响郭解子承父业、当大侠。
郭解的父亲是“侠一代”，但不够出名，即便被皇帝杀了，也没在史书留名。但郭解的姥姥，却名动大汉好几朝。
郭解的姥姥，就是秦汉之交的奇女子、相面大师许负，被高祖刘邦封为“鸣雌亭侯”。混名媛圈的女人，仅是升天的鸡犬；混权力场的女人，才是真正的豪杰。
所以，郭解的出身，不平凡，更不草莽。像以前那样，靠“砥行立名”当大侠，实在太难。在大汉朝，要取一世侠名，必须要有不平凡的出身。
因此，到了“大侠”的时代，游侠已经变质。
墨子时代的侠，立场是平民、作风是平民，行侠仗义是为了平民（PS：墨子不是平民，是贵族，比孔子还贵）。但是，西汉的大侠呢？必须“得夫子而名益彰”、必须“附骥尾而行益显”。
汉武帝迁徙天下富人到茂陵。大将军卫青求情说，郭解家贫、不当迁徙。汉武帝当即反驳：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能让大将军开口说话的布衣平民，怎么能说“贫”呢？
权，足以交通“大将军”。这才是西汉大侠的帝国“范”儿。但是，武帝不讲理、卫青不给力，大侠郭解只能离开河南、徙入关中。
但郭解不是河南大侠，而是大汉大侠。关键是大汉帝国遍地有大侠、处处有豪杰。于是，“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迁入关中之后，郭解从河南大侠升级为关中大侠，从江湖之远的大侠晋级为天子脚下的大侠。
这就是嚣张。
放在明朝和清朝，郭解这么炙手可热，一定会引发皇帝“关心”、招致朝廷“关注”。但，放在汉朝，或许就没事。
淮南王刘安组织编辑了《淮南子》。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这是啥意思？大汉帝国坚持黄老无为而治。道家就是大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但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竟不在汉武帝和大汉朝廷手中，而在淮南王手中。但是，那又如何？大汉帝国就是这么个心大帝国，无所谓、请随意，你说我说都一样。
比之淮南王和《淮南子》，大侠郭解以及帝国的“追侠潮”，又算得了什么？而此时的汉武帝，主要关心两件事：一件是打匈奴、一件是找钱花，打匈奴要花钱、花钱是要打匈奴。至于帝国大侠和大汉的“追侠潮”，那都是民间事务，不值得他这个皇帝分心。
文帝杀郭解之父，景帝杀山东大侠，仅是朝廷的一般个案，或者说是皇帝的一时任性。其中原委，已经难以考证。这些“杀侠”个案，根本不能证明：皇帝和朝廷已经把大侠当成了当时主要矛盾而非要赶紧杀绝。如果从文帝、景帝就开始追杀游侠，那武帝朝不会大侠遍地、粉侠成风。
甚至，这股“追侠潮”还延续到了东汉。班固《两都赋》写到：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游侠俨然就是超级都市的标配。有大侠，你才能说自己是大城市；没大侠，你最多也就算二线城市。
那大侠郭解是怎么死的？
西汉虽然管理粗放，却一直在照抄秦朝作业。秦朝作业的特点，就是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早年读《史记》，一个最大疑惑就是：西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王侯将相违法犯罪？翻看别家史书，特别是唐朝，王侯将相多是政治斗争落败。而唯独汉朝，或者说唯独西汉，不是这个贵族违法了，就是那个大臣犯罪了。政治斗争不显著，违法犯罪最显著。而其原因就是秦朝的流风余绪。
西汉的社会风气是“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仇必报”。动不动就自杀的，特别多；动不动就结仇的，也特别多。在大汉帝国，大家从来都是能动手就不哔哔，快意恩仇才是帝国民风。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不仅专设刺客列传，而且还极力地“粉”刺客，甚至把刺客当成时代英雄来讴歌。这种事，你在别的朝代，根本无法想象。
而郭解就是这么死的。
首先郭解与人结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杨季主的儿子做县掾，检举了郭解，所以导致郭解举家迁往茂陵。但更大的可能是杨家儿子严格执行了朝廷命令，赶上了迁徙郭解的苦差事。“睚眦之仇必报”，大侠郭解一家快意恩仇，直接割了杨县掾的脑袋，后来又杀了杨县掾的老爹杨季主。
其次朝廷违法必究。杀了执行朝廷法令的县掾，这是在挑战皇权。同时，杨季主一家不依不饶，跑到长安喊冤。但郭解一家更狠，直接派出杀手在宫门外杀了告状人。这就有点儿过分了。而汉武帝也不能继续坐视不管。“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
实际上，杨季主及其子被杀，大概率跟郭解没啥关系。这种事不需郭解出手，郭解的家人和粉丝就能够操作。
但杀人杀到宫门外，就真心不给皇帝面子了。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汉武帝抓大侠郭解抓得太费劲。后来，汉武帝抓大侠朱安世也费劲。在西汉，大侠都不好抓。
无论郭解跑到哪里，哪里都有郭解的粉丝。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帮助大侠郭解跑路。临晋大侠籍少公，虽然不认识郭解，却帮助郭解由临晋出关、逃入山西。事发之后，朝廷追查籍少公。但是，这个家伙竟然自杀了，以己之死断查案线索。
所以，过了好久好久，汉武帝才算抓到郭解。但是，即便抓到了，郭解也没事儿。因为他赶上了朝廷大赦，其杀人罪行全在大赦之前。因此，郭解完全可以不用死，甚至不用坐牢。
但成也粉丝、败也粉丝。郭解死就死在了粉丝手里。
这期间，一个儒生背后说了郭解坏话。随即，就被郭解的粉丝杀掉。这是一起新的案件。而这起案件太考验大汉官吏的司法水准：那个儒生的确因郭解而死，但郭解不仅没杀人而且不知情，也就是说既没杀人动机又没主观故意。
所以，案子一直上报到御史大夫公孙弘的案头。官僚制低头走流程，官吏们认为郭解无罪。但是，公孙弘不走流程、只讲政治，认为郭解虽未杀人却可以比附大逆不道：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
大侠郭解就这么被杀了。郭解被杀，确因武帝而起。迁徙茂陵是因为汉武帝、天下缉拿也是因为汉武帝。但是，最终下了“政治高度”判决的，是御史大夫公孙弘，不是汉武帝。所以，从哪个角度都不能说汉武帝非要置郭解于死地，也不能说汉武帝要讲游侠赶尽杀绝。
那么，为什么感觉郭解之后便再无游侠？
这个感觉并没错。自郭解之后，游侠群体集体衰落，随后逐渐消失。但之所以消失，不是被汉武帝赶尽杀绝，而是失去了存在土壤。
首先，贵族精神越来越淡荡然无存。游侠是贵族社会的流风余绪。如果三代以来的贵族社会彻底瓦解，会怎么样？游侠自然失去了最后赖以生长和生存的土壤。但有贵族精神一直延续啊？可以延续一百年、两百年，但再长呢？不可能再长了。汉武帝干废诸侯王，就差不多干掉了西汉的新贵族。而到西汉武帝朝，三代以来的贵族也几乎绝迹。
第二，国家与百姓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秦制两千年的运行逻辑就是：皇帝直接向百姓收租子，然后拒绝一切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中间商有诸侯、有贵族、有豪族，甚至还有商人。而为了防止这些中间商赚差价，就要国家官僚制、百姓同质化。官僚制，这样才能急急如律令。同质化，这样才能一条政策管到底。皇帝-官僚-百姓，这个结构最秦制。所以，国家与百姓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近，而粘合剂就是官僚。到这时候，也就难以再有游侠的生存空间了。不服从体制、不顺从朝廷，游侠还可以当侠客。但如果连侠客也当不成呢？
贵族精神没了、生存空间没了，游侠也就只能是渔舟唱晚的回忆。但回忆也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那种舍生取义、舍己救人、兴利除害的游侠精神，既在庙堂之高又在江湖之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凡是一种反抗、一种执拗、一种革命，总会带有几分游侠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