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起之死看秦国君主专制，开启文贵武贱的历史先河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东西两方强国的大决战，或者说是西陲秦国和山东六国的决胜负之战。秦赵双方皆是后起之秀，不是春秋时期遗留下的老牌大国。秦以步兵锐士称雄，赵以胡服骑兵称霸，两者之间的战争胜败决定着未来百年的神州走向。作为东西双方战略决战的长平之战，山东六国并没有丝毫同仇敌忾的意思，代表东方的赵国连一点其余五国的粮食援助都没得到，秦国则因连年对外征战粮食消耗同样很大，但仍有足够的粮草拱长时间战争的需要。此战，秦败赵胜，秦国将会被毫无意外的灭国（双方堵上一切的决战），山东六国会攻破函谷关，瓜分秦国财宝、土地和人口；秦胜赵败，秦国东出大门将再没有强敌阻碍，山东六国亡于秦手已是时间问题。而秦国一方的大功臣白起，却在此战结束后不久被秦王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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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之死
长平之战结束，秦军统帅白起因战功获封武安军爵位，后又因战事牵连被秦昭襄王赐剑自杀。史书上详细记载着白起之死。长平大胜，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余万士卒，秦相范雎以“秦兵疲惫，急待休养”为理由，劝谏秦昭襄王休兵，答应韩、赵两国割地求和请求。秦昭襄王应允，韩割垣雍城，赵割六城（具体哪六座不得而知），休兵停战。远在前线的白起接到王令，愤恨不已，得知是相国范雎从中作梗，两人心中便暗自结下仇怨。白起认为范雎被敌国用钱财收买，范雎认为白起功劳过大不能再领兵征伐，声威过盛会动摇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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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休兵，九个月过后，秦国再次派出军中地位和声望较低的五大夫王陵攻打赵邯郸，意图再次灭赵。此战正赶上白起病重不能随意走动（四五十岁的老人），也不知道是装病还是真病，或者说秦昭襄王不用导致白起愤而装病。这一仗打了数月，战事颇不顺利，秦军损兵折将达五万。而这时白起病好，秦昭襄王便想安排他再为秦军统帅上前线，白起推辞数次，不肯奉命行事，有怨言在胸口，不吐不快。秦昭襄王和范雎就商量着派出使者赐剑命其自刎。这便是白起之死的始末。
史书上看，白起死因是自己先前战略不为秦王采用，再被启用时担心丧军辱国背负罪名拒绝诏令，被因前线战事失利心情烦躁秦王给咔嚓。笔者私以为这只是最浅显和最表面的原因，真正原因在长平之战后擅自决定坑杀四十余万赵卒，让秦国君臣茫然而无所适从，失去秦赵谈判的巨大政治资本。这在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大不敬的违法行为，秦国只有秦王能够乾纲独断，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军队竟然有巨大影响力的将军，独立于朝堂和秦王之外，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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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独断于君
君主专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法不一，这里取可信度最高的“秦国”为先河。君主专制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的，不然不能称为真正的“君主专制”。君主总揽行政、财政、军事、司法、军事等大权，任何势力都匍匐在他的脚下，被他控制。君主麾下有庞大且统一的官僚集团，成为其意志的衍生，办理各种事务。代表君主的中央彻底管辖地方的各类事务，例如人口统计、土地多寡、官吏任免、财赋税收等等。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恰好满足这些基本的条件，足够支撑起这个庞大帝国的君主“乾纲独断”“权制独断”。“重法严法，重君重国”的秦国尤是如此，统兵大将竟敢不经过君王的同意肆意妄为，白起不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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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武贱，文武分制
武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这是秦汉之后历代王朝的常态。可是在秦汉之前的先秦时期，也就是夏商周春秋战国，各级官吏平时管民，战时管军，文武双权具有，并未有明确的划分。商鞅变法前的秦国也是如此，这和其他各国无异，这是和当时奴隶分封制的时代社会相适应的。商鞅入秦变法，先是左庶长（职爵一体，政事官员之首），后是大良造（秦孝公时期秦国最高官职，掌最高军政大权，白起也任职过），变法的深入进行，商鞅越发现如今的政治制度不再适合秦国的发展需要，不能满足变法后的秦国需求。特别是秦国正大力扩展着“农战”国策，战场上需要职业军官的统兵征战，国家上需要能臣贤臣治理内政、改革民生、重视农业等等。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文武双全的官吏还是占少数。
之后商鞅在各国现有的官职基础上，进行文武分制的制度性改革，用以弥补秦国统兵治国的人才缺口，建立起一个高效且完整的国家机关，能够将整个国家的力量整合起来由上所制所用。《商君书》曰：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其实商鞅如此做的，其实就是为了满足王权集中、分而治理的政治诉求。若是每个人都是文武一体、权柄在握，那君主和他们的差别不就在“权力大小”上，没有其他太多了吗？秦国改制之前的国相，文武合一，无所不能为，堪称：二皇帝。由此可见，文武合一的官职对君主的威胁有多大。军队改制上，商鞅十分重视基层出身的将官选拔、提拔和任用，以及从国家法令的高度上规定各类高级军官的任免和权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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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最高军事长官，国尉，职权只有军队的征发、训练和后勤，不似山东诸国的大将军权柄在握，篡位作乱与否一看虎符二看道德。若有战事，国尉几乎不会领兵征战，而是由君王临时起意决定谁任将帅领兵作战。官职、爵位和战时权力是三个完全不相符的东西，例如伊阙之战的白起，爵位是秦国重等，却能独立指挥十万秦军的战守进退。掌军一事，商鞅也进行了重新构思，印信勘察制度远比六国严格：凡大军出征，需君王拜将，再派使者送去调兵虎符，将领得到虎符后需与军中众将核对无误后，才能调动军队。除非战事紧急、烽火狼烟，否则五十人以上都需要勘合虎符。这样一来，君主将军队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一人手里。白起君名“武安君”，取意“言能抚养军士，战必胜，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即“以武安国”。白起武安君之爵是居功至伟、封无可封的结果。回看“白起之死”，白起战场上横扫无敌，功劳比谁都高，却两次在文官之首的范雎手上栽跟头，三言两语被迫休战和自杀。文贵武贱开始于此。白起之死到底是不是范雎导致，这不重要，但在史家眼中，“文贵武贱”已经开始（不然也不会写范雎收下贿赂坑害白起），文官一语能决武将生死。
国家的军队和君主的军队
变法，秦国立志建立一支国家的军队、君主的军队，君主专制成功后，国家军队即君主军队。度过春秋乱世的秦国，步入战国时代后，王室内乱不止，每次大动乱的背后都有私人军队插手其中，每次大动乱都有国家军队背离君主意志被他人掌控。秦孝公之父秦献公，早年流亡魏国二十九年，政权不稳，国君废立常是由几个庶长做主，秦献公即位后虽加强王权和收拢军权，却因连年的外部战争不能够完成，只能将这个烂摊子给秦孝公，秦孝公再丢给商鞅处理。
《商君书》：“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力只能由君王一个独享，一旦失去将陷入危险的境地。商鞅提出这一问题，同时也在解决这一问题。商鞅选择先树立培养国家观念，不再是家国观念，士卒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士卒对国家绝对忠诚，将之前的家国军队扭转为国家军队，私人再难肆意插手军队大事务。
白起和秦昭襄王
秦国变法使秦国君主的权力得到空前加强，秦君专制各种权力，直接调动军队的指挥权也归于秦君。昔日白起是基层军官，外戚兼权臣身份的魏冉一手提拔他，秦昭襄王夺权时白起主动背弃魏冉跟着秦昭襄王走。从这看出，商鞅之法有多深入人心，忠君思想在秦国军队中已是根深蒂固，君主大于恩情大于一切。但是白起后来为什么会被赐死呢？因为在军队中拥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白起有非常强烈的自己想法，多次宁愿违背秦王旨意也要去坚持，秦昭襄王不得不杀他。
坑杀长平四十余万士卒来看，白起真的做错了吗？站在一军统帅的角度，白起没做错，那一仗已经三年之久，敌我双方皆杀红了眼，后方源源不断运来的粮草越来越少了。四十余万死仇的俘虏，先不说粮食自己一方都不够吃的问题，看守他们都得花费很大的力，稍不留神就引起激烈反抗炸营，造成己方死伤无数；再说粮食问题，给他们吃了不行，因为四十万人发生动乱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俘虏了不给他们吃，那更完蛋，逼着他们反抗，一边是饿死一边是反抗兴许能活，你觉得他们会选哪个？所以坑杀战俘一事，说不清白起对还是秦昭襄王错。反正这件事没经过秦昭襄王同意，在秦国是绝对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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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的号“武安”和封爵“君”，皆是秦国上下不知如何封赏的无敌境界，秦王不怕白起要东西，就怕没东西给白起。两千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功高震主，一般是结局悲惨，急流勇退得以保全者极其稀少。
《吊熊廷弼》作者袁崇焕：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参考文献：《商君书》《史记》《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