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坚持“利出一孔”的思想，看其对秦国带来的迅速富强效果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它们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的创新和鼎盛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现代政治会议中也是反复提到历史上的变法，尤其是开先河、创古今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中国历史的变法改革绝非就三次，可最值得提的就这三次，尤其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地位崇高的缘由不是在其首次变法，在他之前的战国时代其他诸侯国也有大兴变法图谋强大过，距商鞅变法时间最近的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强大是最佳铁证。但相比较其他变法，商鞅变法更加彻底且更加成功。
商鞅身处诸侯军事征伐的大争之世，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其变法具有非凡的意义，使得秦国迅速走向富庶强大，遗留下的有用经验，对现代国家建设亦有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思路。商鞅变法是基本逻辑：凭借国力深入农战，快速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商鞅变法的许多措施实施，都是围绕“借力”机制运转展开的，其中“利出一孔”的思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是商鞅自始至终坚持着的。秦国所进行的众多变法措施，或多或少都离不开“利出一孔”的思想，双方有着或大或小的关联。
何谓“利出一孔”？
最早提出“利出一孔”的不是商鞅，其实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战国时期商鞅提出的利出一孔是基于此的。简单来说，利出一孔是“给予利禄赏赐只有一条途径”。《管子》一书中，对“孔”没有特指什么。而《商君书》恰恰相反，“孔”是指从事耕战，意味着除“耕战”外，其余尽在禁除之列，不允许民间百姓参与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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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出一孔”，可以通过两个层面去理解明白。第一个层面：利出一孔是一项特别的技术手段，一种超凡且不通人性的聚力机制，目的是将零散杂乱的力量集中起来为同一个目标服务。春秋战国，社会生产力低下，各诸侯国之间又竞争激烈，因此将资源利用率提高到最大化是非常重要的，把资源完完全全集中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各国纷争，无法长时间保证百姓的稳定生活，所以当时百姓生存是很不容易的事，可百姓稳定生活的基本前提在国家稳定。而国家稳定是需要安内攘外的，做这些事都需要足够的实力去支撑。科学技术落后的农耕时代，农业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所以要想国家强大，必须将绝大多数的力量聚集在农业上。“利出一孔”很好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完成国家强大需要集中务农的基础。
第二个层面：“利出一孔”是一个实打实的治国方略，有着三位一体的治国结构——“价值追求”、“国家要务”和“呈现载体”，民众、社会和国家的目标实现高度一致，相互促进。相比较而言，第一个层次是较第二个层次更浅的。“利出一孔”对秦国建立战时法治社会，促进秦国国力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秦国整个社会变为耕战制，全民皆兵，全兵皆民，方积蓄到足够实力，横扫六国，实现近八百年未有的统一。
商鞅变法思想的“利出一孔”
“利出一孔”具体是指：人们获得生存材料的途径只有一条，国家牢牢掌握这一路径。秦孝公和商鞅，一位是能君，一位是强臣，历经曲折地通过立法方式实现这一目的。商鞅将这个“利出一孔”的思想在秦国变法中进行了全面运用，并且深入到秦国的各个领域，上下一体，不分尊卑。战国初期的秦国是边陲小国，贫穷且落后，关东诸国视其同夷狄。若是照本宣科地按照其他大国那般去发展壮大，绝对是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无他，因为秦国先天条件不足：各种人才稀少、疆域狭小、耕种田地不多、人口稀少、物产匮乏、文明野蛮和技术落后等等。简而言之，秦国国力弱小。所以商鞅必须集中所有国民的力量去办成对秦国最有利的事。
《商君书》多次提及“利出一孔”，可将其视作全文的重要思想：“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商君书》关于“壹”字的解释论述，也有多方面的讲解：“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无论是“利出一孔”，还是“壹”，其核心就是统一及集权，就是要国家统一政令、百姓统一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战这个国家根本中，最终利用具体的变法措施使秦国走向富强。
具体的变法措施
“壹”和“法”是商鞅变法的核心概念所在，两者即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辅相成的，为变法措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根据。首先，“利出一孔”就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通过立法方式完成的，只留下一条获利途径，其他途径统统堵死。其次，“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根据百姓的实际产量进行收税，税收标准一致，国家政策统一，自然能让百姓感到公平，让他们对政策有更为直观的认知。再其次，“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民众在不劳作时不听靡靡之音，其精神意志不会涣散；劳作时不穿古怪的衣服，其心思就全会放在农耕中；这样一来可以让荒地得到很好的开垦，并且具备有热情去劳作。
再其次，“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作壹，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善于治国的君主都是通过专心农耕与战争来得到官爵来教化民众的，不耕作和不战斗的民众是不可能有管制和爵位，如此刺激下国家实力自然而然地增强。再其次，“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国家大且人口多，不能让流言蜚语泛滥，这样百姓就会专心农战，即严格控制言论。最后，“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国家法令克制百姓除耕战以外的才能，民众相互举报从而杜绝，还有禁止随意离开家乡外出他地，这样百姓就更会一心一意的耕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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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只是商鞅变法《商君书》中节选的，这里就不一一全部罗列了。“利出一孔”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可在商鞅变法中进行了千变万化，变成了一样样具体的措施，应用在国家和民众中。那么，费这么大劲做的事，对秦国有什么效果呢？
相应的实际效果
变法在商鞅“利出一孔”思想指导下，建立了一元化社会，使社会结构简单化、单一化、垂直化、社会生活单调化，由一个绝对中心控制。大家都明白，国家是有万千个家庭和无数个人组成的，即便是中央政府下面还有地方政府等其他机构，表面上国家是由最高领导人控制的，实际上是受下面万千官僚和无数百姓思想影响控制的。商鞅的做法，使得秦国变为一个只会发出一种声音的“人”或“利益团体”。秦国因此发生质变，从落后国家成为强大国家（不谈先进是因为它的确没比山东六国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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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是一个系统的变革，众多措施相搭配使用，让秦国这个后起国家在激烈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全国上下围绕着“农战”这个标准进行变法和运转，秦国所有君主、大臣、百姓和努力，都在为国家基业做贡献。从此之后，秦国发生整体性的变法，新制度因此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快速形成，在此基础上，社会调配率提高，社会的劳动积极性和战争积极性被激发起来，迅速形成行动的合力，产生巨大的效果，强力秦国至此诞生。之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国民被制度凝聚起来为国家目标奋斗，并且奠定了统一天下的根基。
制度变革，带来了经济制度更新、军事制度更新、政治制度更新和社会制度匹配。经济方面，将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井田制废除，建立起以国家授田为主、土地个人私有为辅的土地私有制，新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度诞生。政治方面，设计出一套强大且效率的行政官僚体制，确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军事方面，确立了军功授爵制，出现新兴统治阶层，为变法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社会方面，强化了国家动员能力和社会整体生产力。社会秩序更是好的没话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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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商鞅变法是从秦孝公六年开始，秦孝公二十四年结束；开始是商鞅入秦劝服秦孝公变法，结束是秦孝公离世，前后持续一十八年，期间有两次高潮时期。商鞅坚持“利出一孔”的思想，为秦国带来的迅速富强效果，不仅富强而且迅速，这一红利直至秦朝还被秦朝君臣享受着。后世王朝也多有借鉴，进行新一轮的社会变革。
参考资料：《商君书》《商鞅变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