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初期，为了巩固权力，朱元璋在贵州设学开科，效果如何？
至有明一代，朝廷开始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贵州的儒学教育由此逐渐兴起。明初，朱元璋便言“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令兴天下学校”。
对于西南边地，明廷认为“云南、四川等边夷之处，百姓大多为罗罗，对三纲五常懵然不知，应行教化，宜设学校以教其地。”
明朝的统治势力进入普安州后，对普安州的文化教育亦较前代重视，所谓“元以前无文教，明时设立学宫”。
普安州的学校便是“肇于前明，古无有之。”洪武十三年（1380），明廷首次设立普安土府儒学，随着建置的演变，改设普安安抚司学，至永乐十五年（1417），又改立为普安州学，并修建普安州文庙。为了鼓励生员读书入学，普安州规定：
“凡生员蒙提学道考居七名以前及教官一员，每月每员名支茴银八钱，作灯油之废，科举生员每名支茴银一两作路费，每新中举人，每名支茴银一十五两作路费”。
此外，岁贡生员、旧举人、旧监生都发放数量不一的盘缠费用，这些经费“俱于利银内支给，本银二百两，流水生放，不许停滞，亦不许别项支销，永为定规。”
从这一记载不难看出，朝廷对普安州儒学生的培养十分重视，各项补贴措施也竭尽所能。而且特地强调此项规定不许停滞，亦不许别项支销，并永为定规。
且米鲁乱后，因屯田牛只不足，朝廷发银买牛，每年只收一定的租牛银，并将租牛银“给予儒学科贡赴京，坐监复班科举盘缠，亦不许别项支销。”
从种种规定便足以看出朝廷对文化的重视。除了州学之外，普安州还设有社学、卫学等教育机构。据（嘉靖）《普安州志》统计，全州共有社学十所，旧建三所，其中在崇山营、善德营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建有多所。
而卫学主要教授武臣子弟，甚至州学中也多有屯军子弟。宣德二年（1427），贵州布政司奏称：“普安州的儒学生员皆是罗罗、僰人，莫知向学，今选俊秀军士王玺等入学读书以备贡举。”
由于地方少数民族“莫知向学”，文化发展差距较大，为数众多的屯军子弟纷纷进学读书，二者的发展水平也越发不同。“是时，屯军子弟皆入学肄业，故一时文章之盛，甲于他郡。”
从宣德四年（1429）起，“云南、贵州合试，其中已酉科两省共取11名，普安州刘瑄为其中之一，他也是贵州的第一个举人。”
据统计，全省共有1145名举人，普安州95人，为全省州学之冠。有明一代，普安共计有十一名进士，其中普安卫十人，普安州一人，在全省卫所中仅次于贵州卫。
足以看出，普安州的教育水平相较前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少数民族的教育中，明王朝尤其重视土司子弟的教育。
正统九年(1444)，朝廷“命各处土官衙门应继儿男俱照军生例遣送官学读书、乡试，其相离地远者,有司计议或二卫、三卫设学一所。”
米鲁争袭一事发生后，巡抚贵州都御史钱钺于弘治十二年（1499）提出：“贵州土官渐被圣化百三十余年，污俗已变，但应袭子孙未知向学，请令宣慰、安抚等官应袭子孙年十六以上者，俱送宣慰司学充增广生员，使之读书习礼，有愿习举业者，比军职子孙补廪充贡出身。”
让土官子弟入司学学习，到其继承职位时，可以省去委派官员的保勘，只需亲自管理土司子弟学业的学官认证即可。
而不读书学礼，没有经过儒学熏陶的土司子弟，不准承袭，这样一来就可以杜绝争袭的源头。
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规定土官应袭子孙应按照相应规定，十岁以上者送往附近的宣慰司学或府、州、县学就读。
此后，土司子弟必须读书习礼，否则不能承袭。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是朝廷一厢情愿的想法，真正施行的难度较高，土司的承袭问题并没有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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