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穷而上演的“万历遗诏闹剧”，皇帝食言而肥，首辅被宦官唾骂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谷山笔麈》
这个问题同样让当时的皇帝明神宗着急，为了维持并重振自己的皇朝，明神宗想到一个开拓财源的办法 – 矿税。矿税是“开矿”和“榷税”两种收入的合称，这也不是明神宗发明的，这两种收入模式从明朝建国时就有了。
开矿是通过开采矿产资源赚钱，如果挖的是稀有金属（铜、银、金等）那就相当于是在直接挖钱。皇朝对从事非农生产的臣民征的税被称为榷税，明太祖当初制定了根据营业额“三十税一”的税率。
这两种方法确实有可能大幅度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尤其是隆庆开关后明朝的商品经济规模急速膨胀，榷税的征收基数不是明初可比的。但是神宗的问题是他用的方法不对，结果弄得整个皇朝怨声载道。
首先，开矿和收税都是技术活，需要相关技术人员和管理团队。不是摆张桌子派个人往那一坐，人就会老老实实来按实际交钱的。其次，开矿和税收都是直接和钱打交道的活，如果没有严密的监察体系来配合，收了多少钱，钱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很难说清楚了。
明神宗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他没有选择通过朝廷来系统地操作、管理这项大工程。而是派出自己的近侍（宦官、锦衣卫）出任“税监使”，前往全国各地直接开矿、收钱。
这些宦官、锦衣卫们既不具备专业的勘探能力，也没有相关的税务稽查能力，正常模式很难收到钱。而收不到钱既无法向皇帝复命邀功、也不能趁机中饱私囊。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换了个方法，选择了豪夺。
例如负责开矿的，不会去关心哪里有矿，如何组织开采等等。他们直接找富户，声称他们的家产、田产下有矿脉，不出钱就拆你家房子，没收你的田地；负责榷税也不会去核查商户的实际营业额征税，而是直接报出一个数字，不交就查封你的产业。
因为是以权强夺，就得避开有权有势的大户。但是税赋的总额只能多不能少，所以这些大户逃避的税赋自然又转移到小户身上，这也导致小户们被盘剥得愈发厉害。
很快税监使们就折腾得民怨滔滔，朝廷上下的官员们也不停地进谏弹劾。神宗不但不予理会，反而派出了更多的税监使。不是神宗不知道这么干的弊端，而是“矿税”给神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让他欲罢不能。
整个万历朝神宗的“矿税”收入大概总计三千万两，没有这些钱，可能三大征后明朝就财政彻底破产完蛋了。
说神宗自己很清楚矿税的弊端，是因为他自己导演了一场“遗诏闹剧”。
万历三十年二月，神宗突患重病，病情一度严重到神宗都觉得自己即将龙御归天了。为防万一，神宗先是在德仁门召见了朝廷六部三司的主要官员，向他们口头宣告了“遗命”。然后神宗又命内阁首辅沈一贯按流程拟好了遗诏，待自己驾崩后就正式向整个皇朝宣告。
神宗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宣布他的“遗命”，是怕内阁的人篡改他的遗诏（皇帝诏书未正式发布前属于机密文件，相关人等不能外泄）。因为他的爷爷明世宗驾崩时，被徐阶摆了一道，整出个“嘉靖遗诏”遗臭万年；他的父亲明穆宗驾崩时，被张居正和冯保摆了一道，托付高拱的遗言反而成了假话。
神宗虽然确保了自己的“遗命”不被篡改，但是也给自己挖了个坑。神宗这份遗诏大致有三方面的内容：
1. 表示自己死后由皇太子朱常洛登基称帝
2. 希望死后按照惯例大赦天下并减免一些地区的税赋
3. 反思了自己在任期间的一些错误（有罪己诏的意思），明确表示要停征“矿税”。
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明史·卷二百一十八》
可以看出神宗完全清楚“矿税”的弊端，也知道皇朝上下基本就没人支持，自己死后铁定会被取消。既然必定会被终结，那就由自己来终结。免得死后还被人扣帽子，像世宗一样沦为徐阶的垫脚石。
但是从第二天开始，神宗的身体就开始急速好转，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就痊愈了。康复后的神宗还是得面对朝廷缺钱这个难题，所以“矿税”即便是毒药，他也要继续吃下去，因此放在内阁的遗诏就成了个烫手山芋。
原本神宗是不需要担心的，因为他没驾崩，再加上他不承认的话，内阁没有理由也不敢对外宣布遗诏。但是神宗因为怕人私拟或篡改遗诏，自己主动对外公布了“遗诏”内容，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
对于遗诏中神宗驾崩后才能生效的内容（太子登基、大赦天下等），朝廷上下自然是没人去较真的。但是停征“矿税”，是完全可以执行的。因为这是皇帝的“本意”，而且这条旨意还是走完流程的旨意。
注：明朝从正统开始，皇帝的旨意已经不再能直接成为圣旨了。皇帝的意愿成文（草旨）、司礼监加玺后先转内阁，经内阁票拟附署同意后才是朝廷上下认可的正式圣旨。未经内阁附署意见的圣旨被称为“中旨”，很多官员根本不认（明面的理由是“可能是内侍矫诏”）。
原则上来说，内阁完全可以不再请示皇帝，重新出个票拟把“停征矿税”这条单拎出来发布并执行。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神宗命身边的内侍到内阁向沈一贯索要遗诏原本。
最初沈一贯和内阁并不同意交出遗诏。沈一贯的理由一是君无戏言，何况遗诏的内容皇帝自己早就向朝廷公布了，现在收回岂不是自取其辱？二是矿税确实伤民害民，早就该取消了。
经过“争国本”早跟朝廷官员撕破脸的神宗，相对于面子更在乎钱的问题。所以他不断地向内阁派出内侍，索要遗诏。在前后派出了二十多宦官后，神宗发现用“文的”根本要不回来。他就挑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宦官，命令他们必须从内阁带回遗诏，并且暗示他们，自己不在乎他们用什么手段。
沈一贯见宦官们已经打算动手强抢了，也算是明白了神宗的决心。他不太愿意在这个跟他自身关系不大的问题上继续跟神宗死磕，于是就交出了遗诏。朝廷废止“矿税”的努力，再次以失败告终。
在沈一贯在内阁和宦官们争执的同时，还有个宦官也在内廷和神宗就遗诏争执着。这个宦官叫田义，是当时宦官的大统领 – 司礼监掌印太监。
田义虽然走到了宦官的顶点，但是他在明史中并不出名。笔者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干坏事，毕竟很多史籍对于宦官都是脸谱化地将他们定性为 – 坏人。
田义之前在担任南京守备期间，从不欺压百姓、以权谋私，而是对本职尽心尽责，监察官员、抚恤百姓、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广受江南人士好评。
注：明朝实行两京制，北京的朝廷部司，南京都对应有设置（各部司实际编制数比北京少）。因为是做备份用的所以大多没有实权，因此南京小朝廷也被戏称为“养老院”。不过南京守备是少数有实权的职务之一，代表皇帝监督江南地区的军政事务。
田义成为司礼监掌印后，也从不溜须拍马，反而时时劝谏神宗。例如劝谏神宗不要积压政务，应该及时处理朝臣的奏疏；也劝谏神宗不要轻易处罚宫人，因为行刑者会怕被牵连，对受罚者往往施以重手，导致很多宫人因为小错而送命等等。
对于“矿税”田义也没有因为税监使大多同为宦官而包庇他们，他认为“矿税”对于百姓而言就是苛政和暴政，很多税监使更是借机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在获知神宗欲反悔并收回遗诏时，田义立即找到神宗，力劝皇帝不要食言而肥。
明朝的太监在外人看来权势滔天，但是在皇帝眼中他们也还是自己的家奴、私奴。奴才这么怼主子，而且还是帮外人怼主子，神宗的愤怒可想而知。怒极之下，神宗居然拿出了自己的佩剑，准备亲手处死“吃里扒外”的田义。
田义不但不求饶，言辞反而更为激烈。好在派往内阁的宦官及时带回了遗诏，神宗见主要目的达成，气也就消了大半，命人将田义赶了出去。此事之后，田义再次见到内阁首辅沈一贯，就诞生了明朝的一个名场面 – 宦官唾骂内阁首辅。
当帝欲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力争。帝怒，欲手刃之。义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至。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明史·卷一百零六》
田义骂沈一贯有两层意思。
一是天下因矿税受难的百姓没得到解脱。如果沈一贯真的心系百姓，坚决不交出遗诏，神宗可能也就放弃了。另外他也可以直接发出废止“矿税”的圣旨，朝野上下官员、天下臣民不可能不接受，矿税必停，而且神宗也不可能发明旨追回前命。
二是沈一贯祸害了神宗。皇权来源于其威权，这次遗诏早就被神宗自己公布出去了，沈一贯让神宗耍赖收回，实际上伤害了神宗在天下臣民心中的形象，也损坏了神宗的威权，这会让神宗日后统御皇朝困难更多。
神宗明白这些么？笔者觉得他是明白的，因为其后他并没有处罚当面指责过他的田义。田义死后，神宗还为他辍朝三日。不过神宗虽然心里认同田义的看法，但是他还是不能不继续吃毒药。
因为他是皇帝，天下既然为皇帝一人所有，那么他也是天下唯一的负责人了。皇朝财政窘迫，没钱兴修水利、没钱赈济天下饥民、没钱召集兵马征讨天下不臣......其他人可以双手一摊告罪说“臣无能”，神宗难道去太庙向祖宗告罪“臣无能”么？
此时的明朝实控疆域超过三百万平方公里、臣民近亿，而且张居正十年革新也没过去多久，但是每年朝廷收入的白银才四百多万两。其中暗含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神宗有能力解决的。
而且此时的官员们相较于协助神宗解决皇朝问题，更愿意去结党、争权夺利。所以神宗只能抱着“矿税”不放，因为只有这个方法能带来实际增收。至于矿税对皇朝带来的伤害，神宗不是不在乎，只是在他看来只有先维系住皇朝，这些伤害才有被考虑的价值。
明亡于万历，不是因为皇帝朱翊钧这个人，而是明朝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病入膏肓。就算朱元璋再世，让他代替朱翊钧做皇帝他也救不活明朝，最多苟延残喘的时间可以长一点。
但是让他改个姓氏，重新做乞丐，他能做得比李自成更出色，很有可能就再建一个崭新的“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