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再怎么昏聩也不敢“向十一国宣战”
时代在变，对历史的评价也在变。不过某些变化，未免有点过于耸人听闻——如“八国联军侵华”之旧说，竟也演绎出“联军乃正义之师”之新论。其理由曰：
“八国联军为什么进军北京？两句话可以概括(1)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这场战争由清廷一手挑起，西方各国不过是应战而已)，外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威逼京城，不是顺理成章吗？(2)西方各国并无灭亡中国的打算，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
八国联军
这种意见，看似有理，实则存在史实错误。查所谓的“宣战照会”及“宣战诏书”，慈禧从未正式向列强宣战。
所谓“宣战照会”，系清廷于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各使馆。其内容谓：
“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
所谓“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是指同日送达慈禧之手的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的一份照会。杜在照会中要求中方交出“大沽口各炮台”，否则将以武力强占。因列强声言索要炮台的理由，是不相信清军能保护其在京使臣；故慈禧转而要求在京各使臣携眷属，前往列强联军所在之天津。
通观这份“宣战照会”，无一字一句涉及“宣战”；按国际法，两国宣战，必互撤使团，中方决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清廷仅以民间“拳会纷起”为由，劝说外国使团离京赴津，显然没有任何与列强断绝邦交之意。
再看所谓的“宣战诏书”。该诏书系清廷于6月21日颁布，其传达对象，系对内而非对外。事实上，即便对内，该诏书也仅仅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至于列强，可以肯定，从未收到过这份“宣战诏书”。
就诏书之行文，也很容易看出，这不过是一份“内部动员诏书”，而非“对外宣战诏书。”虽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之语，但主旨仍不过是呼吁本国臣民，号召他们“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尤其关键的是：诏书中没有提到任何国家的名字，若为“宣战诏书”，显然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③
事实上，这份“内部动员诏书”，仅能证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高层，在6月21日确实一度有过与列强一战的冲动。但这种冲动，仅限于内部传达，并不意味着清廷已正式对列强宣战。且该冲动，立即受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督抚的抵制。
所以，8天之后，6月29日，清廷对内再下谕旨给驻各国使臣时，其开战冲动已荡然无存，反而竭力解释朝廷决不想与列强开战。谕旨称：
“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不料……（6月17日联军）先开炮击（大沽炮）台。……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
显然，直到6月29日，列强已对清廷开战逾半月之久，清廷仍在幻想泯灭战端，故始终未曾正式宣战。正因没有正式宣战，故清廷非但没有召回驻各国使臣，反命令他们，须将谕旨内容向各国外交部门“切实声明”，遇有交涉事件，仍须“照常办理”。
稍后，在7月3日致日、英之国书，及7月17日致法、德、美之国书中，清廷再度重申两点：1、中国没有对列强宣战；2、战端乃列强攻占大沽炮台引起——总理衙门早于1860年代即组织学者翻译了《万国公法》，按照国际法，如何才能算正式对外宣战，朝廷非常清楚——甲午年对日宣战诏书即是明证；国书说没有宣战，是有国际法为依据的。
综上，所谓“慈禧向全世界宣战”、“慈禧向十一国宣战”，乃子虚乌有之事。建立在这一伪史实基础上的所谓“联军乃正义之师”，也不过是无知之扯淡罢了。慈禧对义和团事件之处理，固然昏聩至极，但她终究还没有疯狂到“向全世界宣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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