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物之性”，宋朝如何通过政府干预政策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虽然环保一词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新词，但是环保观念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思想产物，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生态环保的实践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在千年前的宋朝，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拥有成熟的环保理念，并且懂得用政策来促进环保行为。
中国古代环保意识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宋朝时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宋朝人在生态上秉持“顺物之性”的理念，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注重对动物的保护
千年前的宋朝之所以拥有完善的环保理念，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环保理念渊源极深，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了。
在商朝，城市已经初具雏形，居民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就会造成大量的生活垃圾，因此商朝就曾经制定了相关法律来阻止生活垃圾的胡乱处理，在《韩非子》中有记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之后在秦国，商鞅制定秦律时，也曾明确规定乱扔垃圾会受到刑罚。
等到西周时期，已经开始有保护环境的法令颁布，其名曰《伐崇令》
“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这就是中国古代关于保护环境最早的法律法规，从中可以看出对于破坏环境、破坏设施的刑罚很重。
在战国时期，秦国曾经颁布了一部保护环境的法令《田律》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
这部法律中规定的内容就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主张人类有限度地利用自然，给予自然恢复的空间和余地。
唐朝是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封建王朝，城市更加繁华，因此其对于乱扔生活垃圾的处理也更加严厉。有史料记载，如果有居民将秽污之物乱扔，就会受到杖打六十的处罚。
如果居民乱倒水，而主管的官吏不加制止，或者判其无罪，那么主管的官员就与其同罪，连坐。由此可见唐朝对于环境官吏自有一套严格的规范。
正是因为前朝都重视环境保护，注重处理生活垃圾，宋朝才会有此渊源，才能接受环保理念，能够妥善实施环保举措。
宋朝在生态上的理念是“顺物之性”，首先宋朝禁止捕捉野生动物，比如明太祖曾经下诏令禁止捕杀：“令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同时宋朝也下令禁止大肆捕杀青蛙这类有益于庄稼生长的动物，在那时宋朝已经意识到生物防治的重要性。
因为古代的特权阶级喜爱奇珍异兽，因此会大肆捕捉这类动物进献，在《宋史》中有记录宋太宗的诏令内容：
“珍禽异兽，何足尚焉！荣采捕于上林，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既无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贡献。应两京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异兽充贡举。”
因为要“顺物之性”，宋朝对于这一理念的贯彻是通过减少杀生来实现的。在古代收割完庄稼之后，剩下的秸秆一般都是无用的，处理起来又十分麻烦，因此农家习惯于在田地里焚烧秸秆，用草木灰给下个季度的耕种增肥。
因此宋朝规定农民焚烧秸秆必须要在十月之后，这是因为怕伤及田地里的小动物或者昆虫，在十月之后，天气转凉，田地里自然不再是动物、昆虫的栖息地了。
同时宋朝曾经组织了许多起放生活动，并且宋朝郡县下令要求各地建立多处放生池，宋朝的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文章涉及放生事件，由此可见宋朝在努力推行戒杀放生。
宋朝戒杀放生的推行主要归功于当时理学的盛行一时，理学即儒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主张仁义，受此思想的影响，宋朝人们便不愿杀生。
宋朝理学家程颢曾经遇见一只蝎子，想要杀死它却怕因此而伤害了他的仁义，放走它又怕之后蝎子伤人，最终他还是放走了蝎子，由此可见仁义思想对于宋朝人的影响。
虽然宋朝人对于仁义很重视，但是他们也并不是迂腐之辈，当人类的生命遭到动物的威胁时，还是以人生命安全为主，比如安徽祁门地区曾经出现老虎伤人的案例，多达千人在虎口下受伤或者丧命，因此当地县衙就组织了人员上山杀虎，消灭了虎患。
宋朝政府大力推行环保措施，为激励官员们实行，将植树造林作为升迁政绩的一种标准，通过植树造林打造出小型生态系统，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环保不是凭空出现的理念，而自古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在宋朝著名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汴梁繁荣的都城，也可以看到道路旁、河岸旁都是郁郁葱葱的成排树木，早在宋朝栽种行道树就是一件常事，这是宋政府大力推行下的结果，同样表现了宋政府对于推行环保举措的决心。
宋朝时期黄河时常泛滥，于是宋太宗在即位之后，就颁布法令要求在水患频发的黄河、汴河地带广泛植树，种植榆树或者其他土质适宜的的树木，以此来抵御和防治黄河水患。
宋太祖建隆三年下诏，命令水患灾害严重的州县的长官，在每年春季带领百姓在两岸种植榆树柳树，巩固堤坝。
堤坝上又种植着桑树，因为植树良多，堤坝阴凉，放牛的人家常常把牛拴在堤坝上，牛吃草后排泄废物，这些又是桑树的养料，因此桑树长得硕大，桑叶繁茂。
养蚕的人家就能得到许多桑叶，蚕长得白白胖胖，吐出的丝质也好，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效益。
在宋真宗在位期间，派专人前去照看汴河，征调了大批的夫役前去植树造林，维护堤坝。因此从日本东渡而来的僧人们乘小舟游玩之时，纷纷惊叹于堤坝的“杨柳相连”、“榆柳成林”。
另外宋朝政府为了不遗余力推行环保举措，把植树造林也列入了官员考核的政绩中，以此激励官员施行上面传达的植树命令。
在《庆元条法事类》有记载：“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即事功显著者，所属监司保奏，乞优与推恩……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资。”
当然如果植树过程中出现大的纰漏，官员也是要受惩罚的。同时宋朝明令禁止乱砍乱伐，盗伐林木的人会被判刑。即便是官方需要砍伐树木，也得提前申报，申请有关机构的许可。
宋朝的经济繁荣伴随着的是对环境的威胁，宋朝之初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宋朝对于环境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为了拯救自己，从而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因为宋朝的繁荣是空前的，因此其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也是空前的，甚至远超唐朝。而宋朝破坏环境的行为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此产生了许多自然灾害。
宋朝对于环境的破坏最开始就是疯狂的开荒垦田，因为宋朝的经济繁荣要胜过唐朝，因此宋朝的人口也是多于唐朝的，宋朝的人口比唐朝多出了一半以上，但是对于唐宋两朝地图，就可以发现唐朝的疆域是就要远远大于宋朝的，可见宋朝的耕地是少于唐朝的。
而等到南宋时期，疆域又缩小了一半，虽然人口有所减少，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因此大量难民涌入山林之中毁林造田，开垦荒地。就拿广西举例，在北宋初年，仅有耕地五百多亩，等到南宋时，已经扩增到了一万多亩。
人口激增，陆上的耕地也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于是大批人用围湖造田侵占水域，占领湿地，就连调节场合中下游旱涝灾害的太湖也被侵占开垦为田地。
虽然当时宋朝人破坏环境的势头凶猛粗暴，当时还是有部分远见卓识的人意识到了这种行为的不良后果，向皇帝上书。
最终宋朝也饱尝破坏环境的苦楚，在北宋年间每两三年就要发一次黄河水患，长江水患也频发。相比于黄河，长江水患的频率比较低，唐朝平均每十八年才发一次水患，但是宋朝每五六年就会发长江水患。
甚至其他灾害如水灾、旱灾、地震、风灾、虫灾、冰雹、霜冻也时常发生，由此可见宋朝人对环境破坏的力度极大，因此宋朝人的环保举措在一定程度可以看作为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自原始社会其就开始有环保意识，一代代流传和积累，因此在宋朝环保举措做得比较全面合理，既有禁止捕杀动物的禁令，也有提倡放生的理念，同时还大面积地植树造林，将植树造林和官员政绩挂钩，极力推动环保举措。
但是宋朝人对于环境的破坏也是极大的，他们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系统，因此宋朝的自然灾害相比唐朝要多上许多，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宋朝的环保举措是为了拯救自己而为。
参考历史文献：
《宋史》
《唐律疏议》
《庆元条法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