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困顿 为何总能成就苏轼的另一番辉煌？｜寻路东坡
“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与王敏仲书》
绍圣四年（1097年），农历七月初二，苏轼跨过琼州海峡，抵达了琼州府城，在此处停留十余日后，他辗转来到儋州，开启长达三年的儋州岁月。
海南遇见的，是已到暮年的苏东坡。此时的他，经过了黄州、惠州的几番贬谪，更遭受了夫人、爱妾和幼子的先后离世，似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生活的困顿和精神上的痛苦，就如同琼州海峡翻涌的波浪，随时可将他吞噬殆尽。
可苏轼是何人？被贬黄州，他归来成“东坡居士”；再贬惠州，他自叹“不辞长作岭南人”；又到儋州，他也能“苦雨终风也解晴”。
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被越贬越偏，生活越来越苦，可每被贬一次，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却越深一层。在海南之时，他的人生落魄到了最低处，悲剧性到达了最顶点，可在这“蛮荒之地”，他仍绽放出了最耀眼的光芒，让海南后人感恩铭记近千年。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盛华
“在众人都认为苏轼会被凌辱、被毁灭之时，他反而更灿烂更辉煌。”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盛华说到，在苏轼居于儋州的窘迫时光中，仍能看到他超然的境界。
苏轼的“不变”
“岂与穷达俱存亡”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携儿子苏过奔赴贬所。在行至梧州（今广西梧州）时，他写下一首《吾谪海南》。“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彼时虽前途茫然，未有归期，却流露出一种愿以他乡为故乡的豁达态度。
儋州东坡书院“东坡居士”塑像
贬谪儋州，不难看出朝廷是有置苏轼于死地之心。因为此处“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宋朝宽待文官，以不杀为仁，将苏轼流放到这荒蛮之地，已是降死一等的重刑了。可被放逐此地的苏轼，却活成了政敌想象不到的样子。他乐观豁达，劝学问道，又鼓励农耕，与当地的黎族百姓相处甚欢。
“都说人生有九重境界，而苏东坡在最高层。当我们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却能够‘一览众山小’。”李盛华说回到《吾谪海南》，其中的一句“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让他感受到了苏轼超然的人生境界。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孟子》里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为人在不得志之时，就要洁身自好，注重提高个人修养和品德；而在得志显达时，要把善发扬光大。
“就是说当你飞黄腾达，干大事做大官了，要好好关心天下的大事；而你穷途末路了，修身养性读书，保全自己的德品。这应该就是中国人活着的最高境界了。可苏轼说，‘岂与穷达俱存亡’，无论飞黄腾达抑或走投无路，不管是高官厚禄还是平民百姓，都要关心天下，修炼内心。不存在两种活法，只有一种活法。”
苏轼表达了自己不因穷达而有变的思想，这种境界往往就超脱了许多人的概念。“所以他到儋州，尽管道尽途穷，但他依然坚强地、灿烂地、顽强地萌发着自己的信念。”
学会与怨气和解
“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桄榔庵遗址
桄榔庵，苏东坡谪居儋州时住了三年的处所。抵儋之时，苏家父子原本住在官府的房子里，后被上司逐出，东坡父子无室可居，处境十分凄凉。于是，在当地官民的帮助下，苏东坡在城南的桄榔林建房，并将茅屋命名为“桄榔庵”。
“我墙东北隅，张王维老谷。树先樗栎大，叶等桑柘沃。”在桄榔庵的岁月中，苏轼写下一首《宥老楮》，记录了住所的一棵巨树。这棵树长得极为茂盛，不仅遮挡了苏轼的光线，还阻挡了他的道路。
“苏轼撸起袖子拿起斧头，想要把这棵树伐了。可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一种桑科类的树木，它的皮可以造纸，果实可以食用，果实的汁液可以敷面，叶子还能去火消炎。”
于是，苏轼扔掉了斧头，“投斧为赋诗，德怨聊相赎”。在李盛华看来，这也表现了苏东坡的一种和解与宽容。
“这句话意味深长，为什么？因为东坡在与王安石的改革派保守派之争、新旧党争、元祐党争、豪放派与婉约派之争，还有各种各样的门阀之争……东坡一直深陷泥淖，得罪了无数的人，所以天下人有时候要迫害他。”
可在一棵树之上，苏轼明白了怨气是可以转化的，也能以德报怨，何以非要以牙还牙、纠缠不休。
“这首诗歌在儋州写的，你就可以明白，最后他为什么会和王安石和解，和司马光也和解，甚至和最尖锐的‘仇敌’章惇也和解了。”李盛华说到，苏轼有一句名言，是“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这句话的宽阔胸怀，是发现人之美，而不是人之恶；是发现人之和，而不是人之斗。“我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苏东坡’。他真的是在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问题上，做到了大彻大悟，做到了通透。”
回望人生功业
身陷沼泽才能仰望星空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离开海南，北返中原之时，苏轼写下《自题金山画像》，回顾了自己几起几落、坎坷不平，又连遭贬谪的一生。诗作完成两月后，苏轼便与世长辞，卒于常州。
回看苏轼的人生之路，曾是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又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可在他总结自己数十年的宦海浮沉时，他却认为自己生平的功业，是在三个贬谪地，是他人生的失意之时。李盛华说，这是苏轼对自己的“盖棺定论”，是他给自身最后的评价。
“苏轼未提自己官至三品，是翰林学士知制诰，也没有说是中国豪放派的词圣，更别说是中国文人的‘天花板’，是举世闻名的东坡居士。他没有自夸，也没有吹擂。他的功业，是在三个流放地。这就意味着，真正的苦难反而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灵魂。跌落最低谷时，才能仰望星空。”就像梅花，香自苦寒来。也像苏轼，跌落谷底，也会绝处逢生。“只有最接近人民，只有受了苦难，才会有觉悟的崛起。”
儋州东坡书院载酒堂
李盛华还说，在儋州之时，苏轼从曾经的豪放派诗人，变成了田园诗人，因为他遍和陶诗，视陶渊明为人生榜样；又从三品高官士大夫，变成了农夫，外出时偶遇大雨，他从农人家借来斗笠和木屐，惹得妇人小儿相随争笑；还从翰林大学士这一皇帝太师，变成了乡村教师，在载酒堂中讲学，为海南培养出了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
“朝廷的一张张贬谪诏书，却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