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监利】史志篇之范蠡功成隐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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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著名地理学者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载：“王隐《晋书地道记》曰：陶朱冢在华容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郭仲产《晋太康地记》、盛弘之《荆州记》、刘澄之《记》，并言在县之西南。”晋代华容即现在的监利，陶朱冢即范蠡墓。那么范蠡何许人也？他死后真的葬在监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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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春秋时楚国宛地(今河南南阳)人。他同楚宛令文种一起，以一介书生投奔越王勾践为谋士，追随越王勾践二十二年。他足智多谋，身经百战，擅长辞令，精通外交。他帮助越国灭掉吴国，又率兵向北打过淮河，使齐国和晋国都不得不听从越国的号令，对成就越王勾践的霸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有此大功，他被越王勾践拜为上将军。范蠡得胜回国后，感到自己名声太大，又深知越王勾践的为人，于是不辞而别，离开越国。范蠡带领徒属，驾扁舟，泛东海，浪迹天涯，隐于江湖。
范蠡一行辗转到了齐国。范蠡在齐国更名改姓，自称“邸夷子皮”。范蠡早年曾研习理财之道。这次再操经商之业，自然驾轻就熟。他每日买贱卖贵，与时逐利，没过多久，就积聚资财巨万，成了富翁。范蠡的经商聚财之道，一是掌握好供求关系；二是掌握好物价贵贱的幅度；三是加快资金的周转率，所以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齐国人觉得“邸夷子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推举他做了相国。不久，范蠡辞去官职，并将自己的万贯家财都分送给穷人，从齐国悄悄地消失了。后来，范蠡到了一个叫陶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开作坊，再次做起了买卖。不久，他又拥有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人们称他为“陶朱公”（即富裕之人）。
《监利县地名志》记载：“范蠡离开越国，回到楚国，定居容城。临死的时候，他嘱人把自己的遗体埋在容城之南夏水之滨。”
《监利县地名志》的这个说法，其依据就是本篇开头所引王隐的《晋书地道记》和盛弘之的《荆州记》等的记载。不过，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明确列举了众说范蠡之墓在华容西南之后，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这样说：“郭仲产言在县东十里，检其碑题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详其人，称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308年）立。观其所述，最为究悉，以（似）亲径其地，故违众说，从而正之。”
郦道元的这个说法显然有矛盾。按此种说法，在华容埋葬的就不是范蠡，而是西戎令范君，因为范蠡没有做过西戎令。《晋书地道记》明确说“陶朱冢在华容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 而早于郦道元，又曾在荆州为官的郭仲产、盛弘之、刘澄之也都认为范蠡之墓在华容，他们的说法应该更可信。因此，范蠡之墓在华容应该说是确切无疑的，用西戎令范君之墓来推翻范蠡之墓是说不过去的。可否理解为《晋书地道记》所记的华容县西南之碑是范蠡之墓碑，而华容县东十里之碑是西戎令范君之墓碑。西戎令范君可能是范蠡的后代，范蠡隐容城后，他的后人在容城生息、繁衍、为官，去世后葬在容城也应属正常现象。
清末民初湖北宜都人杨守敬，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在《水经注疏》中说：“《晋·地理志》无西戎县，《职官志》，武帝置西戎校尉于长安，此令或校尉之讹。”也就是说，“西戎令范君之墓”可能就是“西戎都尉范君之墓” 文字记载的错误。杨守敬也认为“永嘉在太康之后，《太康地记》言是范蠡，则非指永嘉之‘西戎碑’。郦氏未见‘蠡碑’，但据郭述‘西戎碑’，故有是辨，然实未审。”
郦道元之后的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在他的典志体通史《通典》中也记载了“范蠡隐容城”的事：“监利，汉华容县。干溪水涌出。春秋时，楚章华台在城内。陶朱公冢在华容县西，碑见在。又有荆台是也。”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代表作《通典》一书体制宏大，思想深刻，总结过去，反映现实，资料丰富，考证深入，分析透彻，开辟了编纂典章制度通史的新途径，在中国古代的国家行政理论、政治经济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通典》说“陶朱公冢在华容县西，碑见在”，应该说是可靠的。范蠡一生三次迁徙，皆有英名。他功成身退，归隐华容，也符合他的性格、品德和一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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